種子精靈與水杉的故事（上）

葛錦昭先生逝於今年五月十一日，享壽九十七歲，他一生從未離開過農林界，期間不時為臺灣林業經營注入新血輪。本文由葛先生口述，並經其親自校閱，從文中可知他為臺灣林業付出的辛勞，值得後人學習。

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覽會，雖然我沒有親自前往參觀，但是看了幾本相關的書籍以及影音介紹後，我對以「種子」為主題設計的英國館，不僅最為興趣，更是心生敬佩。

英國館的建築，整體呈現一粒巨大的種子形狀，它以正立方體拔地而出，外觀透過光的折射設計，看出是一個「米」字，米字當然是英國國旗的圖騰，但此刻的「米」字，連結種子的造型，在中國人看來，其意涵實際超越了種族，它象徵了自然、土地與人的思維。

六萬顆種子的意義

英國館以「種子聖殿」為題，將戶外的自然光經由七公尺長的透明管，引進室內，每一根管子的前端，裝有凸鏡放大，觀眾可以看到每一粒種子的長相與細微的樣態。

據資料說明，這些種子來自集合了倫敦和雲南植物研究中心六萬顆種子，每一粒封存在七點五公尺長的有機壓克力管中。六萬條透明的長管，固定在木結構上，隨風自然搖曳，並因戶外陽光的變化或折射，而產生幻化萬千的色層與光體。

孕育生命、等待發芽的種子，是如此安靜與莊嚴的構成了現代「諾亞方舟」的意象，我相信英國館的展出內容，正直指生態浩劫一步步摧毀地球的當今，種子所肩負傳延生命的意涵。它把種子一粒粒的放大，挑戰人類的視覺經驗，好像是對人類的當頭棒喝，逼迫人們面對生命物種的再思考。

我想像著這是一個多麼令人震撼的場面，在澎湃的情緒之下，不禁讓我興起自己年輕時代的回憶，那段與種子生活一起的歲月，我的雙手曾經觸摸過多少種子？六萬顆？不止吧……

一枚陌生的枝葉標本

民國36年（1947），我還是重慶中央大學森林系四年級的學生，不是上山出野外做調查，就是跟著教授在實驗室裡忙研究。有一天，實驗室來了一個穿長袍的教授，他的名字叫干鐸，舉止很斯文，他也是森林系的任教老師，是湖北廣濟人，廣濟是在九江對岸，九江屬於江西，他每年暑假回家會經過戰區，所以得步行。有一年，他暑假過完，要回學校途中，走經四川邊境一個叫磨刀溪（網路資料──磨刀溪，現稱謀道，隸屬湖北省利川市）的村落，當他坐在大樹下歇息時，看到腳邊地上有落下的樹葉，他隨手撿拾看看，是對生羽狀像松樹的枝葉，但卻是他所不認識、叫不出名字的樹種，看了很久，仍然一頭霧水，他便將之夾進行囊裡的一本書中，帶回學校。

當時國共內戰打得烽火連天，雖然重慶是大後方，但是也三天兩頭的要躲空襲，那枚偶然撿拾的陌生樹葉，就此遺忘在書頁中。大約過了好些年後，也就是這一天，干鐸教授在翻書時，停格的記憶復活了，他心血來潮，趕緊來到實驗室，找到了鄭萬鈞教授。

慧眼識英雄

鄭老師是中央大學農學院森林系的樹木學教授，當天，我正好在實驗室現場，聽到干鐸教授敘述他的巧遇，並且面見他從書頁中取出的一枚「樹葉標本」。

當下，鄭教授神情專注的凝視著樹葉標本，他的表情開始變化，我記得很清楚，他看了一陣子之後，就拿出眼鏡戴了起來，先是「耶」了一聲，滿臉詫異的樣子，自言自語的說：「我是樹木學老師，我卻不認識它……。」

據鄭教授的觀察與比對，這片樹葉標本，似杉非杉、似松非松，非常的罕見，兩位教授一邊看，一邊小心的摸撫樹葉，生怕破壞了已經有點乾枯的標本，然後，我聽見鄭教授很篤定的大叫：「不得了，這是新類群的東西。」他臉上的笑容很燦爛，彷彿發現新玩意的天真孩子，甚至手舞足蹈。當天，干鐸把樹葉標本交給了鄭教授，這意味了查證真相的使命，落到了鄭教授肩上了。

鄭萬鈞教授是當時中國樹木學的頂尖權威，他於是將標本寄到北京靜生生物研究所找他的老師輩：胡天嘯，但是久久仍然沒有確定的回覆，於是，鄭教授與胡教授兩人聯合將標本送往美國夏威夷大學去做「葉脈分析」。並親自前往發現標本的磨刀溪考察，以釋心中的疑惑。

藉由染色體排列組合測定儀器所做的鑑定報告，發現這一枚標本和美國的巨杉（又名世界爺）有親緣關係。世界爺（Sequoiadendron giganteum）屬杉科，主要分布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內華達山脈西部。陽性樹，生長快，而樹齡極長。巨杉是所有樹中最粗大的一種，而且也是地球上最龐大且尚存活著的化石生物。

震驚世界的水杉發現

得到了鑑定結果後，胡先嘯與鄭萬鈞兩位教授，因而書寫論文，將它定名為「水杉」發表。（水杉學名：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Hu et Cheng，落葉喬木，杉科水杉屬唯一現存種，是孑遺罕見的樹種，有「活化石」之稱。）確定水杉歷經四千萬年的漫長歲月，仍繁衍至今。

水杉命名發表後，不僅被視為植物學的重大發現，其發現的經過歷程，透過各種媒體廣泛報導，更成了世人津津樂道的故事，但日後各種版本沸沸揚揚，真真假假的傳說充斥學術界，這也印證，從撿拾的行為，幾經反覆的判斷、懷疑、驗證、分析……如果沒有「識英雄」的那雙慧眼，這樁舉世大發現就淹沒在歷史洪流中了。

由於從發現的化石中，驗證水杉屬於中生代白堊紀及新生代曾廣泛分布於北半球，但在第四紀冰河期以後，同屬於水杉屬的其他種類已經全部滅絕，而中國川、鄂、湘邊境地帶因地形走向複雜，受冰川影響小，使水杉得以倖存，成為曠世的奇珍。

植物的分類學，「種」的上面就是「屬」，新種的發現很多，新屬卻很難。Metasequioa就是一個新的屬，在最近一百多年發現新屬的很少，水杉算是稀有中的唯一。

清理種子、數種子

我有幸當時在鄭萬鈞教授的實驗室裡，見證了他為這枚標本努力追蹤真相的過程，並且在水杉命名發表後，參與了採種的活動。那是水杉發表的次年，鄭萬鈞教授請他的助教華秉燦助教去做調查並採種。

當時已知水杉的天然分布於湖北、重慶、湖南三省交界的利川、石柱、龍山三縣的局部地區，垂直分布一般為海拔800－1500公尺，華助教銜命前往，採了很多毬果回來，我記得當時用麻袋裝著，再置於四個很大的籮筐，一路由挑夫運送到重慶中央大學。

我們幾位同學，就是負責接續的工作。水杉的毬果近四棱圓球形或短圓柱形，有長柄，長1.8－2.5厘米，熟時深褐色；種鱗木質，盾形，鱗頂扁菱形，中央有一條橫槽，宿存，交互對生，通常為22－28片；中部種鱗各有種子5－9個。種子成倒卵形，扁平，周圍有窄翅，先端有凹缺。每年二月下旬是花期，果實於十一月成熟。

我們先將毬果散在森林系前面廣場的水泥地上曝曬，等著毬果乾燥自然爆開後，種子會掉出來；水杉的種子很小，有的躲在毬果深處，必須仔細檢查取出來，並一粒粒的予以篩檢、擦拭灰塵、清潔乾淨，等陰乾後再將每100粒的種子包裝為一小袋，鄭教授希望全世界各地都能栽種水杉，所以我們數種子要數得很精確，不可隨便，儘管數得很辛苦，可是想到這些種子將要前往各地繁衍的使命，我們都很來勁，一共裝了101袋，郵寄給全世界的植物園和植物研究單位。

移植台灣的樹

當時我在郵包上書寫台灣大學森林系的地址時，並不知道，我的前程竟然隨著它就要移植到台灣。從干鐸教授撿拾樹葉標本的1941年，至胡天嘯、鄭萬鈞教授為水杉命名發表的1945年，到採種、整理、發寄種子的1946年，這五年間，抗日戰爭如火如荼，但似乎不影響水杉發現的消息讓整個學術界為之振奮的效應，原認為早已滅絕只存在於化石中的水杉，在中國被發現存在現存種的消息傳出以後，各國植物學者和古植物學者對此產生了極大的興趣。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古生物系主任拉爾夫．沃克斯．錢尼（Ralph Works Chaney, 1890－1971）於1948年還專程到中國實地考察水杉。

當我來到台灣後，也聽人說起臺大收到那包水杉種子後，在溪頭實驗林等地栽種了，目前在惠蓀農場裡的兩棵，已經長成了大樹。引進到世界各地予以栽培的水杉，也都欣欣向榮，孓遺的古老生物，不再是神話，它紀錄了氣候變遷的歷史與地理因素，標示了地球科學的一則傳奇。但一直要等到1984年，武漢市才將水杉定為市樹，那已是後話了。

興建林木種子庫

民國38年（1949），我離開大陸，隻身到台灣赴任，當時以技士正職稱向林業試驗所報到，我被派遣負責的第一份差事，竟然是跟「種子」有關。數「水杉」種子寄發全世界的工作，剛剛才落幕，另一樁種子的計畫，再上心頭。

我的上司是一個美國人，英文名字叫曾拉夫（Zengraff），他是中美合作的「農復會」機構擔任森林組組長。計畫成立台灣第一座林木種子庫，正在尋找適當的地方，正好看到林試所土壤實驗室旁邊有一塊空地（現在林業試驗所正門右邊，建地約有百坪。）便交代我去執行。

日治時代，林木種子的採集，大多應用於苗圃、造林之用，種類少，數量也不多，都放在一般冰箱儲存，由於冷度不足或不穩定，種子發芽率低。台灣光復後，政府急遽的開發、建設，以蓄積復興之地的能量，當時木材輸出業，曾是維繫台灣經濟命脈的重要產業，創造了大量的外匯存底，提供台灣工商業發展的基礎。韓戰之後，美援適時幫助了臺灣農林業邁向康莊大道，由於豐厚資金與人才的介入，使戰爭的破壞獲得了修護與重建，但是林業的振興，卻需要有先見之明的規劃與長期投資。（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