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總愛假設「如果」？心理學博士曝真相：只是自我麻痺罷了

人們在經歷重要人事物失去後，總會不敢面對現實⋯小心可能陷入「反事實思考」走不出來。心理學博士瑪麗－法蘭西絲．歐康納（Mary-Frances O’Connor）於《悲傷的大腦》一書中，透過神經科學的角度來了解悲傷，陪伴大腦走過這必經的哀悼之路，最重要的是重拾生活的主導權。以下為原書摘文：

1993年上映的電影《劫後生死戀》（Fearless）裡，傑夫．布里吉（Jeff Bridges）與蘿西．培瑞茲（Rosie Perez）飾演了同樣在墜機事件中倖存的一對陌生人，他們各自的人生都因為劫後餘生的衝擊變得一團亂。

一天晚上，他們一起坐在車裡，培瑞茲說出了心裡話；她認為發生空難的當下是因為自己放開了雙手，尚在襁褓中的兒子才會因為空難而死去，她覺得是自己殺了兒子。布里吉一開始的反應是十足的挫敗，直到培瑞茲徹底崩潰，一邊啜泣一邊向聖母瑪莉雅禱告請求原諒，布里吉才醒悟培瑞茲心裡的那股愧疚對她來說有多痛苦，她一直覺得是自己殺了本該好好保護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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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布里吉下了車，叫培瑞茲坐到後座並為她繫上安全帶；他從行李箱拿出了生鏽的長方形工具箱放在培瑞茲的臂彎之間，叫她像抱著自己的孩子一樣抱緊工具箱。在這個場景裡，布里吉坐上車後猛踩油門，持續加速在空蕩蕩的巷子裡直直地衝向水泥牆，看起來彷彿是要自殺。他一邊開車一邊對培瑞茲說，這次妳有機會抱緊寶寶救他一命了。

培瑞茲完全沉浸在這個彷彿空難當下的場景，她親了親懷中的工具箱。終於，高速行駛的車子撞上了牆，她懷中生鏽的橘色工具箱就像火箭一般飛出了擋風玻璃撞上水泥牆，因為衝擊力而變得歪七扭八。培瑞茲馬上就明白了。事實顯而易見，在空難時那種猛烈的撞擊力道下，她根本不可能抱得住懷裡的寶寶，她無論如何都救不了自己的孩子。藉由再一次置身於當初的情況下，她終於理解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也終於明白事實與心中一直令她感到愧疚的念頭根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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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事實思考（counterfactual thinking）

心理學家將這種與現實不符的思維稱為反事實思考（counterfactual thinking）。人在進行反事實思考時，通常會思索自己在重要他人的死亡或痛苦中真正扮演或想像出來的角色。陷入反事實思考時，會有數以百萬計的「如果」閃過我們的腦海：如果我做了這件事，他就不會死了。如果我沒做那件事，他就不會死了。如果醫生有這麼做，如果火車沒有誤點，如果他沒有喝那最後一杯⋯⋯反事實思考有無限的可能性，而正是這種永無止盡的特質讓當事人能夠毫無限制地思索，持續在過去的其他可能性上反覆思量，在腦中不斷播放當初的情景。

諷刺的是，這種思考方式雖然創造出與事實不同的無數種可能性，但它不僅不符合邏輯，也對於面對現實與調適毫無幫助。但人類大腦會這麼做，總是有它的理由；有些人認為大腦這麼做的目的是為了搞清楚如何在未來避開死亡的危險，不過事實或許根本沒那麼複雜。大腦藉由把注意力放在與事實不同的無限種可能性上，就能自我麻痺，不去注意那個重要他人已逝的痛苦事實。

即便反事實思考會帶來令人難受的罪惡感或羞恥感（例如覺得是自己殺死了孩子），但比起可怕又令人五臟六腑全揪在一起的殘酷現實（深愛的那個人已不在人世），大腦仍然寧可選擇前者。反覆思索各種違背現實的可能性也或許變成了一種習慣，成為人類面對悲傷的反射動作。

雖然我們只是把令人痛苦的悲傷換成了同樣令人痛苦的罪惡感，但至少罪惡感的存在代表我們對整個情況還保有一些掌控權；因為相信自己對某件事仍有掌控能力，即便我們無法成功控制它，也能藉此確定這個世界並不是全然不可預測的存在。人類寧可在可以預測的世界中因為失敗而面對糟糕的結果，也不想接受毫無緣由、無可歸咎的噩耗。

假如⋯⋯就好了⋯⋯

我們其實可以像證明幾何問題一樣找出反事實思考違反邏輯的地方。人在面對「假如⋯⋯就⋯⋯」的這種句構中，都會犯一個共通的錯誤；這種句構中，「假如」的部分是前因，而「就」的部分則是後果。

以年輕寡婦為例，她知道自己的丈夫過世了，也記得當初在半夜去醫院的事實，但她下意識地忍不住相信，因為某個前因（晚上才去醫院），導致了某個後果（丈夫過世），而另一個前因（早點去醫院），一定就能引發另一種後果（丈夫就不會死了）。這個思考邏輯雖然想起來很吸引人，但卻並非現實；他們當天傍晚如果真的早點去看醫生，也不代表丈夫就真的不會死。當然了，前面說的確實是一種可能性，但也可能就算他們早點去醫院了，丈夫也依然會去世。在那個我們嚮往的反現實世界裡，人們能夠無止盡地思考各種假如的可能性。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只有像《星艦迷航記》（Star Trek）裡的百科（Data）那樣的機器人，才會在失去深愛的人以後還用這種思路思考。我曾與一位處理過許多延續性悲傷疾患臨床案例的醫師聊過反事實思考，他也認為，挑戰當事人心中那些令他們感到極度愧疚的念頭，其實很有幫助。

但他也表示，進行暴露治療法（exposure therapy）時，如果能在治療關係的框架下讓當事人重回死亡場景，並且不去挑戰他們的反事實思考，通常就足夠讓這些「假如⋯⋯就好了」的念頭慢慢消失，這一點令他相當驚訝，不過其中的邏輯不言自明；在這個過程中，當事人會慢慢接受面對死亡所產生的強烈悲傷、無助或一人獨活的孤獨感，也可能逐漸理解深愛之人真的已經過世的現實，讓腦中不斷浮現的「假如」轉變為沒有必要存在的念頭。

（本文摘自／悲傷的大腦：一位心理神經免疫學者的傷慟考，從腦科學探究失去摯愛的悲痛與修復／臉譜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