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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社論》徹底斬斷權力尋租的鏈條
前台北市長柯文哲涉入京華城新建案鬧得滿城風雨，其中涉及違法提高容積率及行賄，只是案情真相尚未完全水落石出。這是一個典型的權力尋租案例，地方政府行政官員利用核准容積率的權力，民意代表利用施壓權力及穿針引線便利，促使政府做出符合業者利益的決策，並從中獲利。
類似的權力尋租行徑遍藏在官商勾結鏈條中，前桃園市長鄭文燦被羈押、起訴，以及新近的京華城案，只是較受矚目的案例。前總統陳水扁創造了最高當局權力尋租的先例，鄭文燦受賄確鑿，柯文哲疑似收賄，如果判決屬實，他們只是有樣學樣而已。
柯文哲究竟有無涉入京華城弊案，需有令其「一刀斃命」的證據，但諸多案例加總起來，證明他「垃圾不分藍綠」之言不虛，或許還要加上「白」。如果白也染黑，更彰顯了權力的運作法則，就是尋租的驅動力很強，差別只是有沒有付諸實踐以及是否被揭發而已。一切權力尋租行為都要究辦，柯文哲案當然要偵辦到底，問題在於對於權力尋租行為的究辦是否不問顏色一視同仁？
除了土地及建案涉及的尋租案件多如牛毛之外，台灣近年新起的官商勾結弊案是綠電。根據媒體最新民調，全台近7成民眾對台灣發展綠電沒有信心，主要原因是認為其中暗藏的官商勾結弊案過多，綠電幾乎與貪腐劃上等號。這種貪腐狀況的導因，其實與綠電市場自由化、發展再生能源同步推動步調過快有關，加上商人求利心切，權力人物從中牟利，致使綠電的貪腐遍地。無論如何，審核大權賦予不肖官員及民意代表尋租的空間與機會，致使官箴更加敗壞。
權力尋租的實質是權力腐敗。基本上是依託職務便利，謀劃「設租」行為，無論是管人、管事、管錢的政府職能部門，其相關官員容易借助職務上的審批審核大權，設立關卡收租，一些企業、個人為了通過這些關卡，不得不考慮行賄打開方便之門，從而也助長了這些設租行為。所以，設租實質上就是政府官員通過這些關卡來博取利益，也就是引發了權力尋租行為。
在這類勾連過程中，政府官員和民意代表的角色變成「經濟人」，他們在公共權力的引導下，通過各種公共行為調控市場資源，越是貪官越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如果一個國家對政府人員行為的監管制度不完善，就會從客觀上誘使政府人員背離職務規範，謀求自我利益，這就助長了權力尋租。
台灣地方政府由於具有執行權力，尋租機會很多，尋租成本不夠高，因此孕育了大量「商人型政客」，他們利用民選途徑取得權力，再建立裙帶關係掌控「肥缺」，內外勾連，上下齊手，自己大撈特撈，或是提供樁腳牟利機會。許多案例顯示，地方首長的權力尋租行為大大降低行政機構的道德水準，也腐蝕了公務人員隊伍，造成部門與行業的不正之風益趨嚴重。最直接的影響在於給廠商開大開便利之門，從而降低公共建設的品質，影響民眾的權益。另一方面，尋租行為背離公平競爭的市場道德準則，因而也瓦解了社會規範體系。
治理權力尋租的路徑選擇，不外加強內控、權力制衡與追究機制，才能制約權力濫用的現象，有效地控制權力尋租。具體而言，就是必須嚴密建立行政問責制度，提高尋租行為的成本與門檻，讓尋租者望而卻步，不敢進行尋租行為。目前權力尋租層出不窮的主要原因，在於風險低、代價小，因此廉政的建設必須徹底斬斷權力尋租的鏈條。關鍵是健全反腐的廉政與司法體系，任何政黨執政或是對於任何涉貪人員一視同仁，嚴格究辦，構築好堅實而公正的監督防線，從根本上消除尋租行為。
一個可操作的有效防腐體系，首先必須建構完善的政策法規，讓決策過程及監督機制有法可依，有規可循，同時加大政務公開力度，消除暗箱操作的隱秘性。另應實現權力的分流，提高政務權力的透明度，讓掌權的官員不敢在陰暗的空間尋租。經濟租金越高，尋租激勵就越大，政府的尋租成本就越高，腐敗現象就越嚴重。唯有壓縮租金存在的空間，減少尋租的收益，才是斬斷尋租鏈的根本之計。
權力尋租必然導致政風的腐敗，政府防貪與肅貪不可謂不用力，但貪腐現象仍然猖獗，就必須檢討有沒有建立完善的事前監督機制和事後懲罰機制，足以讓官員的創租和尋租行為得到有效監督與制裁。京華城行賄案警示我們，防腐尚未成功，須從方方面面繼續努力，方能徹底斬斷權力尋租的動機與巧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