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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賢明：政策的退場比績效更關鍵
中華經濟研究院長連賢明認為，計劃型經濟政策為台灣創造了經濟奇蹟，然而亮麗成長的背後，仍有許多不當政策留下的歷史包袱；現在的民眾把低薪、高房價、不婚少子等問題劍指政府，行政院經發會三大政策目標的二項「包容成長」和「均衡台灣」，是有考量到現階段國家發展應有的成長態樣，他建議，政府在委辦政策智庫研議相關政策時，能新增政策後續追蹤的部分，其配套是研究計畫經費預算需提撥2成之用，研究計畫主預算占8成，方能完善政策研究及其可被部會執行與後續參與的程度。
連賢明舉例，他念書時最大的社會運動是「無殼蝸牛族夜宿忠孝東路」，買不起房子的民眾，集結到台北市最繁華的商業中心睡在地上過夜。當時忠孝東路房價一坪40萬出頭，現在實價登錄成交平均單價是101萬元，「很顯然，當時民眾提出切身之痛問題後，經濟學者沒有提供一套解決方法，讓政府能執行」，而政府以經濟成長為目標，也沒有正當理由打壓繁榮成長。
「我必須很坦白的講，真的不是那麼容易。」連賢明說，高房價壓垮百姓日常的問題，不是只有台灣碰到，日本、韓國都一樣，經濟學者、政策智庫或許不能提供完全解方，但最起碼可以告訴政府：「哪一些政策會是沒有用的。」
連賢明強調，學者、智庫針對特定議題完成研究評估，提交給政府當作政策規劃參考，除了正面的建言，也有建議「政策選項的刪除」，後者有時比前者更為關鍵，它們的來源可能是在其他國家已做過、卻沒成效，評估台灣若要落地也會無效，提早讓政府部會理解。
「包容成長」議題是連賢明參與行政院經發會的三分組之一，社會政策研究出身的他，對台灣中小企業現在的處境特別擔心。他指出，目前主流是AI時代，市場上講很大聲、資源很多的大型企業只占總企業數的20％，占80％的中小企業實際面臨的是生存問題，政府告訴業者要數位轉型、要投資AI、要技術創新，每一單項都超過中小企業所能負擔；但是，經營中小企業的中產階級多已享受到經濟成長的優勢，政府不是沒有照顧到他們，補貼給企業的經費動輒幾百億，企業主並未讓他的公司真的成長到政策設定的目標，「這個問題是要解的！」
台灣市場上的「over banking」，也是一個典型政策錯誤所留下的問題。1989年財政部大修銀行法，開放利率自由化，並允許民間新設銀行，1991年台灣開放新銀行設立，風光開啟台灣金融新頁，接續而來的卻是本土金融風暴，和歷時30年的市場重組，至今餘波盪漾。連賢明指出，當有輿論要求開放、公平競爭，其實並不了解台灣的特性，產業競爭到最後面都會變成殺戮，以及接續的無效率，現在看來，該政策提案時「缺少的正是退場機制。」
為此，連賢明提出在政策研究計畫中，新增政策追蹤研究的構想，建議各部會的研究委辦計畫、科技預算等，自審議階段就要求政策追蹤評估，研究主計畫加上政策追蹤，才是完善的政策研究。
政府亦須思考，一旦這個機制建立起來，很多經費應保留一定的比例，作為後續追蹤的管考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