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手記：我的東京 2020——獎牌的兩面

“你在東京到底要做什麼？”——好問題。前往東京之前，我也這麼自問過。對本屆奧運的准備過程充滿不確定性。對像我這樣的去日本的記者也沒什麼不同。我們能在那裡隨意行動嗎？能和人交談嗎？我們到底能不能現場觀賽？

我要去嗎？

可是，等等！首先，我們得在一系列東京 2020 奧運的系統和應用程序之間找到頭緒。其中大約一半看上去確實能用。不過，動身前數星期，對因可能在問答卷的某個小窗口上未打鉤而在機場遭拒入境的擔心卻油然而生。

“你到底要在東京做什麼？”當大夫在給我接種 COVID-19（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的那一刻問我時，我竟不知如何作答。我腦子裡一片亂麻：如果日本民眾都不能現場觀賽，我還應該去東京嗎？這屆奧運到底是否應該舉行？

先報告一項統計數字吧：多數障礙都克服了——有些相對容易，有些相對困難些，包括我用了的那些總量令人難以置信的香身噴霧。我不得不說，對最後一個問題，直到閉幕式那天，我仍未找到一個明確的答案。

2019冠狀病毒病所扮演的角色

奧運期間，東京染疫數量激增，創下新紀錄。另一方面，與賽事有關人員中，染疫病例相對較少，而且，東京的新增染疫數量是在我們中的大多數抵達前顯著趨高的。它說明，這更多地是與 Delta變異毒株而非外國人湧入有關。

但是，觀眾被排除在外，確實使奧運精神蒙灰。東京灣畔，空蕩的粉絲公園仍在，情景淒涼。它代表了本有門票的數十萬當地人的失望，也代表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數百萬觀眾的失望。

痛苦與喜悅

一生都在為這一刻苦練、因檢測呈陽而被無情隔離的那些運動員呢？其他運動員能實現其夢想，有些人把握住最後一次機會獲得奧運榮耀。誰若看到美國游泳女將德雷斯爾 （Caeleb Dressel）、英國 BMX 自行車手施裡弗（Bethany Shriever） 或烏干達障礙賽女選手切穆泰 （Peruth Chemutai ）臉上同時呈現的興奮和身體劇疼感，誰的觀點可能就會改變。數千小時的辛勞剛得以補償。

直到今天，日本人自己也在是否應舉辦本屆奧運問題上存在分歧。開幕式上，我聽到欄桿外有示威者的呼聲，抗議對他們如此不尊重的組織者。我在去奧林匹克體育場館路上見到過抗議活動，看到橫幅上寫著：“停止奧運！拯救生命，而非奧運！”抗議者們明確要求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離開日本。

怒火尚存。不過，我也看到有人在距抗議團體不到 50 米的地方排隊與奧運五環標志合影。我看到人們簇擁橋上，以便能更好地看看 BMX 賽事；城裡，隨處可見身著日本隊衣的粉絲。

奧運會開幕前不久，我曾和兩位導游交談過。他們幾乎一字不差這樣回答我：“因為大流行瘟疫，奧運會本該取消。但既然已經舉辦啦，我可能會觀看某些賽事。” 矛盾？甚或虛偽？

賭徒邏輯

很清楚：這些方面都未引起足夠重視。國際奧委會態度傲慢，聲稱要把世界團結在一起，為運動員們帶來偉大時刻。但事實是，舉辦東京奧運會首先是為錢。國際奧委會的大部分收入來自與夏季和冬季運動會相關的轉播及贊助協議。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都在這裡的原因。

另一方面，如果取消，日本政府則將面對數十億打了水漂的投資和未付賬單。於是，它遵從了賭徒邏輯：有時，你會走運。某種程度上，這一邏輯奏了效。毫無疑問，東道國此次在獎牌榜上的破紀錄表現有助於使國民將注意力放在了積極的一面。

然而，運動員和官員在觀念上的差距正在擴大。國際奧委會對白俄羅斯短跑運動員季馬諾夫斯卡婭（Kristina Timanovskaya）拒絕參加 4 x 400 米接力一案的反應遲鈍、猶豫不決就說明了這一點。在阻止了不顧自己的意願被遣送回國之後，她幾乎是逃離東京。

問題接踵而至。怎麼處理六個月後就要開場的北京冬奧？鑑於中國政府迫害維吾爾族人，已有“種族滅絕奧運”的說法。東京幾乎可以了松一口氣了。然而，今後數月，國際奧委會肯定會受到更嚴格關注。

我們剛剛見證了年輕運動員們讓人驚嘆的表現。他（她）們非常有天賦，真實且有趣。他（她）們表現出的依然是同情心、團結和對生活的熱愛。而以競爭為指向的賽事卻常忽略這些要素。

媒體台上，大家擺拍、沐浴在自己的成功之中，巴赫主席坐在最下面。這位男士對外幾乎只是照本宣科，但在內部卻要求他的國際奧委會成員們絕對忠誠。這位男士目前正率領奧林匹克運動尋求更多利潤、更少人道。這正是奧運獎牌的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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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Oliver Moo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