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詩萍》這家人，集體書寫了「劉樹田先生」的故事，必將是台灣歷史的一個註腳

【愛傳媒蔡詩萍專欄】說來人生也真是有很多的的巧合。

但巧合之間，又彷彿牽連著一些必然的因素。

我去郭重興社長為他母親開的書店，聽長笛演奏。

結束後，跟一些來賓閒聊，其中一組人，都與「樹梅基金會」有關，而這個基金會曾經關切過獨立書店的議題，我很感興趣於是多聊了一會。

我後來寄了本書《我父親》給基金會的董事長劉鎧，想說基金會既然是從他父親母親的名字中各取一個字組成「樹梅」，那《我父親》一書當見面禮，也算恰當。

孰料，不久之後，我便收到一本非常好看的書《忘記書》，作者是一個家族的後代，集體的創作，主題是懷念他們的父親/爺爺/外公/公公，而主角都是那個人：劉樹田先生。

「樹梅基金會」董事長劉鎧，在書裡夾了一張字跡漂亮的紙條，上面寫著：…回贈《忘記書》，這是我們兄妹試著拼湊父親的一生所寫出的……

是啊，這本書列名的作者，多達十一人，「小自小學生，大至企業家」，絕大多數，是《忘記書》的主角，來自東北的劉樹田先生的家人，少數則是他朋友的後代或劉家晚輩的朋友。

這種集體創作以紀念逝者的合集，本來也算常見，但，這本《忘記書》，最特別，可能也是最好看的部分，是劉樹田先生的家人，在他失智之後，多方去蒐羅他的往昔經歷，而後，以「第一人稱」的敘述手法，讓「劉樹田」這個人，以「我」為敘述的主角，回顧了東北童年的往昔，在北平目睹共產黨進城，而家人被迫出亡的命運，也回顧了抗戰期間，「我」在後方的青春歲月，初戀故事，以及，國共戰爭後，選擇渡海來台，在台灣重新開始一個家族的飄零與扎根。

劉樹田先生與我父親很像的，當然是，離鄉背井，逃難渡海，來到台灣，而且，娶了台灣姑娘（他娶了原住民，我父親娶了客家女。）；但，不一樣的，是劉樹田先生幸運的，能與家人一塊來到台灣，而非像我父親，或很多隻身來台的外省籍年輕人，是孤零零的。

我的父親高齡九十六了，健康當然不好，卻仍健在，只是記憶不那麼準確了；然而我在寫《我父親》時，就已經感覺到，很多事，不容易問出脈絡。

而劉樹田先生則是失智，使得他的家人，在警覺到這將是一條不歸路的同時，想追索一些「關於父親」的來時路時，已然非常艱辛了。

這本集體創作，既代表了家人的不捨，不甘，也試圖在多方的視角下，去拼湊「劉樹田這個人」的生命軌跡。

從大歷史的角度，每個人都很容易被「放進一種歸類」裡，所謂1949年後「來台灣的外省人」即是。

可是大歷史，不足以具體而明確的，描述「那群外省人」的集體名詞下，每張「個別臉龐」裡的哀傷與憂愁。

於是，「書寫個人」無疑是彌補大歷史之過度概括的最好策略。

我寫《我父親》是這樣的理念出發，劉樹田先生的親人，要集體紀錄他，同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

也許，從個人的角度出發，最終也不過是作為大歷史概括的一個註解而已，可是，對我們這些後輩而言，「每個父親平凡的一生」已經是我們之所以是我們，最堅定的決定因素了，「沒有父親」就「沒有我們」！

劉鎧董事長太客氣，說《我父親》令他淚流，而我呢，同樣在《忘記書》裡，眼框不爭氣。

也許未必是我們寫得好，而是，我們早在那樣的，父親從年輕到衰老的過程中，直到他們老去，我們才在自己身上的，發現了一種遺傳自他的習性，他的音容，他的個性！那是我們終其一生，不能忘懷的「屬於我們父親的基因」。

我們都該趁早，為自己的父母，留下我們重新認識他們的紀錄。

我們那麼愛他們，卻常常在他們逐漸老去，或驟然逝去之後，才驚覺到：我們知道的並不多，我們示愛的卻那麼吝嗇！

劉鎧董事長一家，為我們示範了一種可能：無論如何，要我們的家族，紀錄下屬於我們從何而來，何以至今，未來如何的線索，那將是這座島嶼之歷史的一個小註腳，可是很多的註腳往往就是大歷史的一段橫切面了。

謝謝劉鎧董事長的贈書，我讀完了。

作者為知名作家、台北市文化局長

照片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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