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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份台灣本土研究出爐／他們，為什麼不打COVID-19疫苗？不同族群疫苗猶豫者卡關在哪裡？
文字／陳潔；攝影／林彥廷、余志偉；設計／江世民
核稿／楊惠君；責任編輯／陳思樺、張詩芸
擁有20座網球大滿貫金盃的塞爾維亞球王喬科維奇（Novak Đoković），因未接種疫苗、以近期感染痊癒為由申請的醫療豁免資格出現爭議，遭澳洲取消簽證，註定錯失在今年（2022）澳網締造21座大滿貫歷史紀錄的機會。儘管整起事件還有其違反防疫及旅行史填報不實等背景與澳洲政治因素，不過，藏在多數人心裡最大疑問可能還是：打疫苗，不就好了？
疫苗充裕之下，仍選擇不打疫苗的「喬科維奇們」其實並不少，更不是COVID-19疫情獨有的現象。「疫苗猶豫」（Vaccine hesitancy）已是重要的公衛議題，2019年被世界衛生組織（WHO）列入全球十大健康威脅；COVID-19疫苗快速問世後，國際專家學者一路研究調查、追蹤，更疾呼各國防疫單位重視。
《報導者》取得台灣大學公衛學院針對COVID-19疫情下，首份本土疫苗猶豫質性研究，透過深度訪談呈現疫苗猶豫族群的心聲。這些人並不見得是反疫苗派，有些人是經過自身風險評估後做出的決定，有些人則是對疫苗的疑慮沒有獲得解答等。研究細緻歸納分析，希望促進社會的理解、對話，也期待衛生單位疫苗宣導政策能「因人制宜」，讓溝通更有效益。
Omicron變種病毒讓COVID-19疫情再次升溫，2022年初，全球一日最多新增高達近347萬名確診者。所幸，目前看來Omicron雖然具備高傳播力，但重症、死亡比例尚未增加，全球整體死亡率也隨著疫苗接種普遍而逐漸下降，疫情漸漸走向「流感化」。不過，突破性感染增加，各國政府仍在積極宣導接種第三劑疫苗，台灣也不例外，1月20日更宣布民眾前往部分娛樂場所如舞廳、夜店等需出示完整二劑疫苗接種證明。
目前台灣的一劑疫苗接種率8成、二劑接種率超過7成，接種率不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在1月7日宣布，因應社區風險提升，鼓勵第二劑疫苗接種超過12週的民眾，儘速接種第三劑疫苗，雖然也出現「三劑搶打潮」，但最應優先強化保護的75歲以上高齡者，二劑接種率僅68%、65～74歲也只有8成接種，始終未能有效提升。這也顯示，台灣社會潛藏一群疫苗猶豫族群，少被認真看待、深度探索。
事實上，早在2021年5月、疫苗供應尚且不充足的時候，蓋洛普就曾發表一項針對全球117個國家地區、30萬人的調查顯示，即便在疫苗免費接種下，只有68%的成年人同意接種，29%的人仍表示會拒絕。英國倫敦帝國理工學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2021年3到5月針對15國的調查也發現，英國和以色列對疫苗信任的比率超過80%；但韓國和日本信任比率僅有47% ，不同國家對不同疫苗品牌的信任度也有不同。這些調查和研究者，顯示出疫苗猶豫的原因複雜，研究者都希望提出公眾對疫苗的憂慮狀況，促使政府單位更即時、且有所依據下做出準備和因應。
台灣疫苗猶豫族群的困惑與心聲
「台灣一直以來對『疫苗猶豫』的研究和關注不多，我很希望看到COVID-19打開這一道門，」完成台灣第一份COVID-19疫苗的質性研究的台大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助理教授官晨怡受訪指出，「國外對於疫苗猶豫議題的重視度，幾乎等同於疫苗研發，並且發展了各式各樣的實務方法，試圖更接近、理解這群人，台灣雖然相對議題被掩蓋，但這群人依然存在。」
官晨怡在2018年就關注疫苗猶豫的議題。「我自己生了孩子之後，也曾莫名感受到焦慮，帶孩子去打疫苗時，在網路上Google相關資訊。我就覺得這是一個當代、特定階級社群的父母容易產生的反應。」
去年（2021）5月，台北爆發COVID-19社區大規模感染時，官晨怡立刻在半夜寫信，很快號召16名她過去的公衛所學生「回鍋」進行疫苗猶豫的研究，現已是醫師、職能治療師、社區藥師身分的他們，研究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分析67名民眾對疫苗怯步的原因，完成《台灣新冠疫苗⺠眾決策態度之快速質性研究調查報告》，以下是這份研究主要發現與歸納。
長者：打疫苗可能多活5年、不打也可能一樣啊
台灣面對疫苗最猶豫的族群之一是75歲以上年長者，他們感染病毒容易重症、風險較高，卻是目前二劑接種率全年齡層最低、僅68%。
長者猶豫的關鍵在於，一方面擔心被病毒感染，一方面也害怕打疫苗承受不了副作用，有人則選擇以研發較久、相對安全的肺炎鏈球菌疫苗來當成替代預防COVID-19的「安慰劑」，一名80多歲的苗栗退休教師阿輝受訪時便說：
「我看我們這個年齡啊都是在90歲左右就差不多了，我打疫苗也是再活5年，不打疫苗我也可能也再活5年，所以我在這種情形下，我想不如快樂一點，不會心理上有什麼負擔（擔心副作用），所以我就決定不打。」
許多年長者還認為，自己都在家「很安全」，疫苗應該要讓年輕人打，對於感染後重症的情形不見得瞭解，「對於老年人來說，多數時候他在電視上聽到什麼就是什麼，儘管很迷茫、很緊張、覺得有問題，但是就維持心中困惑，也沒辦法做決策，」官晨怡說。此外，相對其他族群，許多年長者也可能較沒辦法靠自己蒐集資料、閱讀文獻、尋求專業人士的意見，通常都需要仰賴晚輩的轉譯才能增加資訊量，作為決定要不要打疫苗的參考。
慢性病患：只說疾病「穩定」可以打，但穩定的「標準」是什麼？
慢性病患者與年長者的疑慮很類似，他們自知體質較弱，知道感染病毒容易變成重症，但又擔心難以承受疫苗的副作用。指揮中心過去對於慢性病患，建議接種疫苗的標準為「病情穩定的慢性病患者就應該接種」，但對於「穩定」的定義並不明確。
此外，不少疑似疫苗接種後的死亡個案，在解剖後也僅有「與慢性病史有關」的說法，這更讓慢性患者們猶豫，只能自己去請教多方意見，如自己的醫師來評估狀況，50多歲的新北市商人阿芳就說：
「像我糖尿病來說，一般來說都是講， 欸阿你應該控制在什麼樣以下，或者說3個月的血糖值，平均多少以下叫做控制好。他（指揮中心）應該給人家一個，實際的數字。譬如說我自己本身來說的話，3個月其實血糖值（糖化血色素）大概在7、8左右。這樣叫做好嗎？可不可以去（打疫苗）呢？因為我不知道說正常的（指病情穩定標準），那我們是已經很久的慢性病者。」
孕婦：官方資訊太少，得靠自己蒐集資訊、諮詢醫師
雖然受訪的孕婦族群，整體接種意願傾向「有疑慮但衡量利弊後仍願接種」，但她們認為政府對於孕婦、胎兒接種風險說明很少，也沒有明確提供孕婦施打數據以及後續追蹤資料。多數孕婦也都需要自行搜尋更多文獻，與具專業背景的親友或醫師討論。懷孕6個多月的小葶指出：
「我最相信我的醫師⋯⋯這些醫師都很清楚我的狀況，他們會綜合念到的paper（論文）和我的身體狀況給我建議。例如中醫師說他有去看paper，目前整體結論是樂觀的，要我不要太擔心；我擔心心律不整復發，他說這當然也有可能，但相較於得到COVID-19的風險，打還是比較好，加上我的個性比較容易焦慮，去打對我的身體，整體來說比較好。」
藍領與弱勢階級者：擔心疫苗副作用導致無法維持生計
比起長者、慢性病族群等多是擔心疫苗對身體的影響，受訪的藍領階級如小型製造業、自營業、服飾、百貨業、警衛、裝潢工、長照從業者、菜販等，則是對政府決策、疫苗基本資訊所知有限，也影響對政府信任度，不願多聽，只透露聽過一些「怪怪的消息」，因此不敢接種疫苗。
除了對疫苗認識不足，藍領階級多半生活情境較辛苦，「有家庭跟小孩要顧，不能倒下」，擔心打了疫苗會有副作用，因此對疫苗遲疑。30多歲製造業的阿鐵，就表示如果一定得打疫苗，得和另一半時間錯開，否則可能會影響工作：
「如果兩個（夫妻）決定去打的話，她（小姑）講說要排開，因為你疫苗打下去之後，會不舒服，你不可能兩個一起去打，夭壽（iáu-siū），兩個不舒服，那工作怎麼辦，兩個排開，一個穩定了，好，那你另外一個人去打，至少你這段時間工作所有收入不會斷開。」
另類療法使用者：有不同健康觀，對疫苗並非全然排斥
至於崇尚靈修、自然療法、中醫等另類療法（alternative medicine）的受訪者，普遍教育程度高，對資訊渴求，有能力可以使用網路、閱讀外國文獻，最後再形成自己的一套見解。例如，他們多認為疫苗的不良反應，會破壞身體的自然平衡，而持續透過運動、提高自身免疫力，才是對抗病毒最好的方法。
不過，這些人也並非全然排斥COVID-19疫苗，而是在未出現有力論證前，多採觀望態度。訪談中有約半數的另類療法使用者表示，願意因為社會性因素去接種疫苗，例如工作需求、要前往長照機構、有出國需求、觀察國外大量接種後風險不高，以及擔心太多人不接種疫苗導致醫療資源崩壞等原因。
民眾猶豫關鍵，反映政府資訊和溝通未臻周全
陽明交通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副教授雷文玫認為，台大這份研究訪談中，多數民眾對疫苗的疑慮、副作用的擔憂都很真實；即便台灣有反疫苗的族群，也不像國外的反疫苗族群積極發聲，許多民眾是在染疫與疫苗副作用的風險中，進行個人、微觀的風險治理。
「沒有選擇接種疫苗的民眾，不見得是不理性的。」
在台灣，不願接種疫苗的人，多數都偏向低調。官晨怡說，在調查初期，民眾可以很坦誠地表達自己不願接種疫苗，但後期輿論開始轉變，不打疫苗的人，擔心被批評是「防疫破口」，讓這群人選擇噤聲。
再加上，台灣疫情在2021年5月～7月爆發、實施三級警戒後，就讓原本對於疫苗無感的民眾，紛紛因環境風險提高、評估之下立刻接種疫苗；也有部分民眾的疑慮，在看到身邊的人接種後無恙，進而願意施打疫苗。
這是基於環境風險利弊的再衡量，但「民眾心中對於疫苗的疑慮並沒有因此消失──最明顯的是從數字上來看，每個年齡層二劑疫苗的接種率，都至少低於一劑5%，代表這些民眾心中對於副作用的疑慮並未消失，因此不願接種第二劑。」雷文玫解釋。
台大公衛的這份研究中，統整了所有受訪者的5個猶豫原因，發現其中除了對政府缺乏信任感外，其他都與資訊溝通、解答民眾疑慮有關。
民眾內心對於疫苗的疑慮，沒有被好好的處理與解答。
對二劑疫苗感到猶豫。
認為保護自己就不會被感染。
對疫苗品牌信任度不同，例如不願接種AZ與高端。
對政府缺乏信任感。
雷文玫認為，如果政府不積極溝通，長期影響就會反映在人民的「信任感」。
疫苗溝通的Dos & Don'ts：不挑起情緒、強調個人利益，更具說服力
對於打進身體裡，可能會影響健康的疫苗，懷疑跟困惑普遍存在於各國。只要搜尋「疫苗溝通」（Vaccine Communication）等關鍵字，就可以輕易地看到大量的資料。美國國家衛生院（NIH）在2020年11月首款COVID-19疫苗即將問世時發表報告，指出民調數據顯示，只有約一半的美國人想要接種疫苗，四分之一的人不確定，四分之一的人不願接種疫苗。
另一民調也提到，將近8成的美國人認為，COVID-19疫苗可以在短短一年就緊急授權，是政治驅動，而不是疫苗真正有效。這樣的焦慮與台灣的疫苗猶豫者相符：他們不見得是反疫苗論的「基本教義派」，而是在大流行疫病之下，面對從未研發成功，卻又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的預防治療方式，感到擔憂。
英國國家統計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ONS）因而每3個月調查一次，英國人民對疫苗的接受程度，了解不同年齡層、職業、種族、健康程度的人，如何看待疫苗。
「在疫情一開始，國外的公衛組織、學界，就認為疫苗猶豫的溝通跟索引，應該要跟疫苗研發同時進行，否則疫苗好不容易做出來，大家都不打也是白做，」官晨怡說。
各國從官方到民間單位，為了理解與這群疫苗猶豫者溝通，列出細節的指引，包括各實務單位對於疫苗溝通的「Dos And Don'ts」、針對不同族群的溝通方式、隨時了解假資訊並適時澄清、跨越政治，強調一致的消息、不要使用特定字眼挑起情緒、不要對疫苗設立不切實際的期待等等。
和疫苗猶豫者如何溝通最有效？《刺胳針公共衛生》期刊（The Lancet Public Health）一項研究發現，強調疫苗對預防疾病、重症的個人利益，比強調群體免疫的公共利益，更有說服力。
「其實過往全世界長期都不太重視疫苗猶豫者，但是這次疫情一爆發，國外馬上積極溝通，這是危機帶來的轉機，讓防疫工作更貼近當代情境，」官晨怡看到疫情後另一種公衛的覺醒。
病友團體、廣播電台、YouTuber⋯⋯可針對不同族群設計政策宣導管道
官晨怡完成台灣本土研究後，也將調查報告遞交給指揮中心，並進行5分鐘的簡報，「疫苗溝通策略有沒有因而改變，目前還沒有看到。」
指揮中心發言人、疾病管制署副署長莊人祥則表示，目前針對疫苗猶豫的族群，除自1月5日起提供200元禮券給接種一、二劑疫苗的民眾外，接種率有略微上升；也為不良於行的民眾提供在宅接種；隨到隨打站包括車站，都已由各地方衛生局接手持續設置，原鄉部分如台中梨山也設置接種站；擔心二劑副作用的民眾，也呼籲他們接種副作用較低的蛋白疫苗如高端。但他也坦言，「針對疫苗的錯誤資訊與謬誤，只能靠多數年長者定期去醫院拿藥時，由醫師來幫忙做衛教。」
多數資訊轉譯工作，現多由第一線接觸到民眾的醫事人員、藥局藥師等，自己想方設法的發揮創意。官晨怡提到，像之前藝人鍾欣凌、楊麗音拍攝，專門與長輩溝通防疫影片，就很貼近與長者溝通的語言，很不錯的方式，但可惜這類宣導沒有統一的指引與動員。
「其實我覺得年長者不難溝通，是我們都沒有好好做，」官晨怡說，政府好像除了在衛教影片「講台語」外，也沒特別為長者設計的模式，「都還是用統計數據、用科學語言、讓醫師穿白袍來宣導，但長者可能沒辦法用現行的這一套方式增加理解。」
此外，研究人員也認為，除了接收官方資訊，多數民眾主要還是受到身邊親友的影響，政府可以建立社區的經營與維持，例如跟病友團體、另類療法醫師交流，一起進行疫苗風險溝通。也可以對疫苗猶豫者援引「通行證」的概念，如打完疫苗就能安心探望親友、克服疫情限制等。
雷文玫補充，應針對每一個次族群，從長者、孕婦、藍領等等，設計屬於他們的溝通方式，做得更細膩，「年輕人找YouTuber、高齡者找同齡人，藍領可用廣播電台⋯⋯，或製作科學宣導短片，確實揭露資訊，疫苗不是百分百有效安全，但我們有理由相信值得打，好好回應民眾的疑慮。」
疫苗推動的配套：提高對藍領、弱勢、偏鄉的友善服務
雷文玫指出，目前台灣民眾衡量的疫苗利弊的基準太脆弱，因為現下台灣疫情比起許多國家相對穩定，其實是靠著許多族群的犧牲，旅遊、觀光、餐飲業的慘澹換來的，未來台灣若走向與病毒共存、鬆綁防疫政策，染疫風險可能提升，民眾再考量是否要接種疫苗，評估上可能就有所不同。「民眾衡量疫苗副作用與染疫風險，是靜態層次上的理性想法，但若從動態層次，把未來與病毒共存、防疫可能降低強度的走向加入考量，就需要新的風險溝通，包括民眾個人的風險利益、經濟利益、社會政策的走向，都得納入考量。」
雷文玫舉例說明，比起其他族群是在大疫情下，理性計算自己的利害關係，藍領與弱勢族群更令人擔憂，他們是因為資訊取得與解讀不足，「不打疫苗未必是深思熟慮、願意承擔的後果，而是生活狀況、社會結構下，使他們成為沒有疫苗保護的人，這是不公平的。」
此外，藍領階級也可能為求溫飽而無暇考量染疫風險，因為「有家庭和生活要顧， 不能倒下，」雷文玫說，現下的疫苗預約方式，對他們很不友善，「許多時候預約很快就秒殺，他們當下可能就是在顧店面、擺攤販、做粗工，怎麼有這樣的奢侈時間去做預約？不要說那個時間點要去打疫苗，那是上班時間，他請假的話，一天的工錢就沒有了。類似台北車站的隨到隨打站可以持續下去，這對藍領族群比較方便。」
不只藍領，雷文玫也觀察到各縣市的疫苗接種率不均。目前全台灣二劑平均接種率為72.5%，但花蓮、台東、台南、屏東是全台4個低於7成的縣市，這可能是因為這些縣巿有部分山區、較偏鄉的區域，由於地域的限制，讓民眾較難接種到疫苗，如果原本即有疑慮的人，更不會去打疫苗。
正面回應打疫苗的風險，建立完善的補償與支持體系
疫苗不是百分百安全有效，所以在個人風險計算之外，為了「利他」，而透過打疫苗來與親友往來，保護自己跟對方；另外則是「大我」，不希望自己因為沒打疫苗染疫，而佔據醫療資源。雷文玫認為，「利他與團結都是兩面性，一面是相較於歐洲的個人主義為重，亞洲、台灣都將疫情控制的很好；但另一面，這是不是會成為一種壓迫、對個人的不公平？」
為了避免疫苗接種變成集體暴力，雷文玫建議，政府除了要積極進行雙向溝通外，「讓民眾接受儘管有不便的風險跟代價，還要思考社會可以如何減輕民眾的代價跟疑慮？這就需要完善的補償系統。」
她舉例說明，對一般民眾尤其藍領，如果打疫苗發生不良反應，社會應該協助一起面對，包括給予明確的補償和保障，讓民眾可以信任，自己就算需要承擔風險，背後也有支持體系。更細緻的如疫苗接種假，都是社會的「大我」來照顧個人「小我」的例子，讓民眾感受自己是社會連結的一部分，而不是一味犧牲脆弱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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