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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前夕》從菁英荒謬言論 窺見國家發展路線本身就是「歧視製造機」
台灣「愛拼才會贏」文化隱含的意思是，輸家等同於不愛打拼、等待坐享其成的社會寄生蟲。（圖片來源／台灣大學）
近日台大經濟學系學生會選舉公報事件（候選人政見中充滿各類歧視）鬧得沸沸揚揚，綜觀各界檢討聲音，不外乎制度結構論者vs.強調個體能動者兩大派別。
前者尤以該系蘇軒立老師的連續幾則臉書發文為代表，認為台灣人文教育失靈與整體大環境失敗，導致不僅大學生心智未能成熟，連名流政客發言也充滿謬論，並認為主要原因是升學主義掛帥：「…不管教改怎麼改，家長的態度之所以沒有太大的變化，還是因為環境。當我們從社會環境中體會到不平等與低流動性，那麼只有念醫科或法律財經等特定科系才是讓子女『成功』的辦法。」
因此，蘇軒立的結論：「這一切問題的根源在於不平等與低流動性的環境。」那麼解方呢？蘇軒立則引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ames Heckman的核心主張：「要打破貧窮陷阱與惡性循環的辦法，是要減少窮人。而減少窮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提高弱勢兒童的能力，包括認知與非認知能力。」
「減少不平等，提高流動性，最重要的方法在於重視兒童早期的教養，讓父母可以和兒童發展出健康的依附關係，所以需要教育父母。但是父母也同樣受到他們早期經驗的影響，所以要協助父母瞭解他們的困境與限制。這些，就是我為何提到兒童的早期教養，教育父母，與創傷知情才能帶來最根本的改變。」
美式資本主義造成制度結構不平等
持平而論，該分析立論頗有層次，不無憫人之心，企圖讓我們知道，加害者同時也是被害者；主張問題的根源不在於歧視，歧視只是表象，是病徵，真正的問題是社會經濟不平等，是社會階級過度分化且流動停滯。如果是這樣，筆者認為解方的重心就不應該只是單純倡議兒童早期教養與創傷療癒，而應該訴求徹底消除貧窮，消除造成社會經濟不平等的制度性根源。為什麼？這其實是美式資本主義，與鞏固美式資本主義的知識體系所特有的性質。
眾所皆知，美式文化標榜個人英雄主義。何為英雄？就是能夠打破環境結構所形成的層層桎梏的個體，個人超克原生家庭、族群、膚色、性別、制度文化等種種不利因素，完成主流文化所界定的「成功」條件。
一言以蔽之，就是台灣人常講的「愛拼才會贏」，英雄與贏家都是藉由「拼博」才得以出頭天。這個在美式與台灣文化中具有主導性的概念沒說出口的，是輸家等同於不愛打拼、等待坐享其成、成天只會「怪天、怪地、怪父母、怪機運、怪政府」的社會寄生蟲。
台美「愛拼才會贏」的文化原型，結合市場基本教義迷思
此一文化原型（先說明：原型之所以是原型，並非承襲古制，而是現實政治經濟勢力強力維繫所致），訴諸個人功績德性，為所得分配不平等提供了一套看似非常合理的敘事修辭，特別是在得到主流經濟學的加持之後（即主張個人所得報酬等同於個人對社會所做出的產出貢獻）。主流經濟學向來主張市場是最能有效配置資源的工具機制，從該學理看待低薪者之所以領低薪，一來是其工作對社會的貢獻度低，二來是其工作技術門檻不高，容易被取代。
反之，高薪者定然是技術門檻高且對社會貢獻度大。至此，有識者不難看出，上述學理所勾勒的勞動市場機制，所對應的是原子化的個體，也就是不存在足以干預市場力量的產業公協會與工運組織。這是Adam Smith（十八世紀後葉蘇格蘭哲人，被奉為現代經濟學思想之父）透過其著作《國富論》所表明偏好的市場狀態：只要讓市場自由放任，追求個人資本報酬最大化的自利者，便能夠對社會做出比利他者更大的貢獻！
即便從今日已然相對多元寬鬆的知識倫理與道德標準來看，都不能不說Adam Smith的這番論點非常激進，然而那麼偏頗片面的論調卻形構了當代「市場基本教義派」的思想濫觴：一個同時抽離政治面向與社會面向、不存在於現實世界的「純粹市場烏托邦」論點。
此論點跟台美文化中素喜的個人英雄主義、愛拼才會贏等特質巧妙地緊緊結合在一起，共同勾勒出一個保守右派菁英的世界觀：你之所以血汗過勞低薪貧窮…，是因為你年少不努力，輸在起跑點。而聲稱具有同情心的美式資本主義與其知識體系，面對廣大貧苦大眾所提出的傳統救濟方法之一，是鼓勵超級富豪成立（具有減稅效果的）慈善基金會；而最新倡議則是：針對貧窮家庭的兒童提供早期教養，最好連父母都一起接受創傷治療。
保守右派菁英把持政治與資源分配，只會製造貧窮而非解決貧窮
筆者並非主張兒童早期教養與創傷療癒不需要，而是認為應該帶進政治經濟學的視角，正視制度結構改革的必要性。事實上，全世界投入最多資源積極進行兒童早期教養的國家，不管是在過去、現在和可預見的未來，都不會是奉行市場基本教義派而製造許多貧窮問題的台灣與美式資本主義。
原因很簡單，因為在這類國家裡，決定資源配置的政治系統是由保守右派菁英所把持（不管哪一政黨，在左右光譜的定位上都只有略微差異），他們的世界觀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國家資源理應留給勝出的菁英，例如頂尖大學享有更充裕經費，鼓勵金融投機，訴求資本驅動的創新策略，盡可能擴大外勞使用以壓低中間與中下階層薪資水準，鼓勵企業保留盈餘等。
這類國家的整體社會治理之術在於「創造差異」，讓贏者享有諸多特權，輸家則貧無立錐之地，維持「嫌貧愛富」的文化霸權，以強化「有為者亦若是」的誘因機制。順著同一理路，這類國家最終會發展出獨厚富人的低稅率與財政保守風格，以及微薄的社會政策支出等共同的頑強特性，因此不會因為有學者倡議要減貧就大幅擴增兒童早期教養與創傷知情的經費與人事（更遑論特別針對貧窮弱勢家庭）。
這類國家的整體教育支出，重點會擺在後端的高等教育（也就是集中資源培育已經從教育系統中勝出的菁英），而非一般大眾會普遍利用的學前、中小學與技職教育。
國家發展路線本身即是「歧視製造機」
不難想像，生活在這類國家裡的兒童與家長會處在何等嚴重的焦慮之中，可能連媽媽懷胎時就不禁開始害怕小孩可能會輸在起跑點，人生自此黑一半… 無怪乎補教事業特別發達，每個同儕都是競爭對手。
台灣教改三十年但是愈演愈烈的升學主義，有人認為是菁英大學生與明星政客不絕於耳的各種歧視荒謬言論的罪魁禍首。本文分析旨在指出，問題出在這類國家所創造出來的競爭生存法則，本身其實就是「歧視的製造機」，它透過分殊化的勞動條件，讓贏家上天堂，輸家下地獄。國家公共政策與資源分配，不斷在強化這個「日頭赤炎炎、隨人顧生命」的原子化系統。
這個系統最成功之處，在於讓人民相信，沒有別的選擇（There is no alternative, TINA）。儘管有四年一次的大選與激烈的政黨競爭，檯面上除了保守右派菁英之外，還是只有保守右派菁英。我們的選擇只剩下親中或親美，至於攸關人民生活福祉的國家發展路線，不同政黨候選人之間，其實並無重大差異。
貧窮不是自然的市場現象，而是政治與制度所造成
市場基本教義派擅長營造迷思假象，除了TINA之外，其中之一就是以個人的功績德性來解釋所得報酬多寡，反之亦然。這當然是胡扯，試想那些在金融市場興風作浪的投機惡棍，對社會的貢獻哪裡比得上我們日常生活當中不可或缺的清潔隊員、農夫、公車捷運司機、小吃店、超商店員與送貨員等？
但是自利惡徒（如華爾街金童與肥貓們）從市場迷思中取得難以想像的巨額報酬與社會地位，違背公平人性──真的是TINA嗎？當然不是，那只是一套金錢與權力合謀的統治手法與話術。
更合乎人性、更平等、更民主、更永續與快樂的國家發展模式，並存在當代，只要我們將目光從美國移開，放眼歐洲，特別是北歐的話，會發現所謂的「資本主義」不是只有台美這套歧視製造機。如果真心信仰人本主義，體認民主的目標是為所有人創造平等而自由的環境的話，那麼首先在勞動條件上須實踐「職業無貴賤」，不止致力消除低薪與貧窮，還須為弱勢職種與工作者創造專業組織與開放式的技職教育系統，協助建立專業身份認同與自主組織運作能力。
平等創新模式：福利國家、高品質免費教育、團結薪資政策
這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沒有回到源頭，也就是人權與社會公民權的充分保障，弱勢者很難擁有再學習、選擇職業與自我組織的心理條件與物質基礎。事實上，正是強大的工會、產業公協會與政府三方的緊密合作，讓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在北歐能夠成為為人民利益服務的工具（而非將人置身於市場之下，如神格化市場機制的基本教義經濟學所主張）。
北歐社會經濟在全球化時代表現特別亮眼，為地表上唯一能夠同時維繫社會平等與經濟動能的區域國家，因此近年來成為國際熱門研究對象。許多不同研究共同指向相同結論，那就是三大條件支撐出北歐傲人的平等創新模式：一、從搖籃到墳墓，完善的福利國家體制；二、含職業訓練與終身學習的高品質免費教育；三、所有職業別往中間靠攏的團結薪資策略。
因此有別於台美系統努力「製造差異」（讓人與人之間不斷互相比高下）的模式，北歐系統致力在出身家庭與勞動報酬端「彌平差異」，因此在教育端才得以讓每個人能夠適情適性發展，並且打造協力合作的文化DNA。害怕輸在起跑點？沒關係，其實人生起跑點是不斷移動的，每個人獲得啟蒙開智、了解自已真正內在需求的機緣有先有後，所以重點是整個系統如何打造一個鼓勵大家「不斷學習」與「終身學習」的公共支持機制。而這些都是北歐經濟得以成功轉型創新驅動的關鍵要素。
北歐模式映照出台灣教改運動的盲點：光是懷抱博雅人文理念，對家庭背景與出社會後極度不平等的現實待遇卻視而不見，以致改來改去，始終繞不過熱門科系與升學主義的大石。而後者，不正是歧視的化身與貧富不平等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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