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論》別讓「最低工資」再陷「調薪無感」魔咒

儘管政府再三宣揚,基本工資之月薪已從2016年的20,008元,調漲至2024年的27,470元,時薪也從120元調漲至183元;然而多數受僱員工似無法感受此項政策美意。圖/本報資料照片
儘管政府再三宣揚,基本工資之月薪已從2016年的20,008元,調漲至2024年的27,470元,時薪也從120元調漲至183元;然而多數受僱員工似無法感受此項政策美意。圖/本報資料照片

「最低工資法」正式上路之後的首次審議委員會議將在9月4日召開,勞動部在會前強調,政府為落實「照顧基層勞工」的承諾,過去八年以來持續調漲基本工資,其調幅超過經濟成長。因此,各界也特別關注此次由「勞、資、政、學」四方代表,共同召開的最低工資審議委員會議,是否能夠落實「勞資共享」經濟成長果實,同時帶動整體受僱員工薪資成長,進而擺脫「長期低薪」的魔咒。

儘管政府再三宣揚,基本工資之月薪已從2016年的20,008元,調漲至2024年的27,470元(調幅37.3%),時薪也從120元調漲至183元(調幅52.5%),並帶動企業同步提高整體受僱員工薪資;然而多數受僱員工似無法感受此項政策美意,甚至薪資成長呈現鈍化現象。

這些無感,可從過往調漲基本工資參考數據的迷思加以歸納,包括:

其一,消費者物價指標(CPI)無法反映實際的通膨壓力。學理上,調漲基本工資最重要的目的,在維持受僱員工薪資購買力,歷次在審議基本工資調漲幅度時,均將CPI納入購買力評估之參考。不過,依據主計總處資料顯示,目前CPI統計包括七類、395個項目群產品(或服務)價格變化,以家庭消費支出為權重,加權平均所得出的數字。由於一般家庭並非購買全部產品(或服務),而是偏重部分項目,導致物價指標與一般家庭的通膨感受脫鉤。

其二,經濟成長不易顯示廠商經營狀況。政府以「CPI漲幅加上GDP增幅之半」為調漲基本工資公式,卻又因廠商目標市場景氣不同而導致感受相異。尤其新冠疫情轉為緩和之後,以國內市場經營為主的服務業,例如批發、零售、餐飲等,其營業額或年增率皆創歷年新高;以國外市場為主的傳統製造業,則是受到需求萎縮陷入去庫存化困境。由此說明,上述以物價配合景氣之基本工資調漲公式,不易顯示廠商經營狀況。

其三,受惠對象並未普及整體受僱員工。依據勞動部資料統計顯示,近年來本國受僱員工約維持在1,150餘萬人,其中全時受僱員工約820餘萬人,扣除外國受僱員工之後,受惠於基本工資調漲的受僱員工約200餘萬人,其占比不及2成,而且集中於基層、技術能力末端之「邊際勞工」族群。因此,除了薪資較接近基本工資的受僱員工,因薪資逐漸拉近而產生相對剝奪感受之外,其他族群對基本工資的調漲並無感受。

其四,成本壓力讓廠商難以固定提高薪資。國內許多廠商在經營上為避免過度增加「法定勞動成本」,會選擇不固定調漲薪資,而是按照營業盈餘多寡,發放股票、獎金及紅利。據主計總處「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資料可發現,其中較為穩定所得的「經常性薪資」占受僱員工收入之比重,從2016年68.5%下滑到2022年66.3%;相對較不穩定所得的「非經常性薪資」收入占比,從17.6%上升到19.9%。此意味著,透過基本工資持續調漲,難讓廠商同步提高受僱員工薪資。

也就是說,從過去審議基本工資的過程觀察,有如一場「喊價大賽」,而且沒有公正機構針對調漲幅度進行研究,包括:應該選擇哪些物價指標?是否要考量不同產業目標市場景氣狀況?調漲多寡對產業可能造成之影響?調漲結果可有緩和勞工的生活壓力?鑑往知來,未來在最低工資審議委員會在決策過程中,為避免重蹈過去審議基本工資的覆轍,特別需要透過其所設置的研究小組深入分析,提出更客觀、合理的數據,藉此訂定較妥適的調漲標準,以作為勞資雙方達成調漲最低工資之共識。

事實上,台灣低薪所存在的癥結,並非過去基本工資調漲過緩、偏少,而是涉及產業結構升級或轉型,此絕非單純透過調漲最低工資就能解決。此外,更讓我們擔憂的是,近年國際經濟環境劇變所延伸的威脅與日俱增,與全球連結頗深的台灣經濟一旦受外部衝擊而轉為衰退,薪資凍漲的夢魘恐再現,此一風險不容小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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