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書房-女性情誼的罪與罰
中國時報【鄧鴻樹(台東大學英美系助理教授)】 義大利作家Elena Ferrante以一千七百多頁篇幅打造的成長小說,是當代女性書寫最耀眼的作品。 9月1日,義大利作家Elena Ferrante的「拿坡里四部曲」最終回英文版上市,媒體評論十分熱烈。這是繼挪威作家Karl Ove Knausgard的《我的奮鬥》後,再度在英美書市引發熱潮的翻譯文學作品。 9月28日,百老匯Symphony Space藝文中心於舉辦一場盛大的「拿坡里四部曲」讀書會,參與討論的人士除《紐約客》與《紐約時報書評》的編輯與評論家,還包括以《Olive Kitteridge》獲得普立茲獎的Elizabeth Strout,並有Amy Ryan等演員於現場朗誦精彩片段。 本月14日,Folio Society發行《理性與感性》的精裝本,邀請Ferrante撰寫序文。英國文學的經典名作延請外國作家推薦,其聲望可見一斑。 Ferrante是當前國際書市最熱門的義大利作家。處女作《L’amore molesto》(英譯《Troubling Love》)描寫一名女插畫家返回拿坡里探究母親之死的故事。第2本小說《I giorni dell’abbandono》(英譯《The Days of Abandonment》)費時10年才發表,敘述一名單獨撫養小孩的母親,如何面對遭受拋棄的空虛人生。這些早期作品皆致力探索「女兒」與「母親」的女性意識,成為她日後一貫的寫作題材。 女作家的成長小說 Ferrante的前兩部小說在當地很受歡迎,改編電影在國際影展亦表現不凡,英文版2005年上市後,逐漸引起國外讀者注意。2011年起,她分4年發表拿坡里系列小說,第一部《我的絕妙好友》(L’amica geniale)非常暢銷,以文學小說贏得廣大的讀者群。英美書市少見外國文學小說,拿坡里小說英文版上市後,很快成為話題書。 故事描寫來自拿坡里的女作家與童年好友的成長經歷,內容涉及10個家族60年的人生起伏。主角Elena與Lila這兩位成長於1950-1960年代的鄉下姑娘,從小即展露寫作的天分。Elena乖巧聽話,師長極力栽培;Lila來自製鞋師傅的窮困家庭,雖天資聰穎,但叛逆的作風讓她後來被學校放棄。 故事架構顯然源自《理性與感性》、《簡愛》、《小婦人》等推崇女性情誼的傳統。這兩位好友一起成長,姊妹情誼孕育彼此的寫作動力。中學時期的一次事件,改變了她們的命運。Lila輟學結婚,遭受家暴、失婚的打擊;Elena則離鄉求學,順利成為作家,並與來自望族的教授結婚。 拿坡里系列最具創意之處,在於帶入偵探小說的反思元素。故事開始時,66歲的Lila突然失蹤。她為何人間蒸發?為解開這個謎題,Elena提筆追憶往事,詳細記綠與Lila一起成長的過程。後來她發現,自己的小說與好友的失蹤有關;讀者也會發覺,Elena不斷寫作,是為了要掙脫女性情誼揮之不去的毀滅力量。 隱匿身分的作者 拿坡里四部曲情節緊湊,故事張力極強,能兼顧題材創新與閱讀的樂趣,這應是吸引各國讀者的主因。 此外,作者獨到的創作理念,也格外引人注目:Elena Ferrante是筆名,沒人知道她的真實身分。她從未公開露面,從不宣傳作品,僅接受少數媒體以書信進行訪談。有關她的資訊實在太少,此不尋常的現象甚至令人質疑她的性別。還有人質疑,此作法恐怕僅是行銷的花招。 可是,Ferrante曾多次嚴正表達自己的立場:「我並非刻意匿名,我的作品皆有署名;我只是選擇缺席……我要從作品中抽離出來,讓作品不需作者的加持就能說出故事。」她對追求名望毫無興趣:「對我而言,寫作的熱忱絕對不是希望成為作家。」 女性作家隱匿身分其來有自:珍•奧斯汀出版作品皆未署名;勃朗特姊妹以男性筆名分別發表《簡愛》與《咆哮山莊》。不過,這是婦女解放運動前,女性作家的無奈選擇。Ferrante不是19世紀的女作家,也不像為盛名所擾的J K•羅琳,必須隱匿身分才能瞭解讀者的真實反應。除了要讓作品說話,還有什麼原因讓Ferrante堅持隱藏身分呢? 女性書寫的原罪 Ferrante指出,書市媒體常把作品化約成作者,以作者聲望論斷作品價值。可是,「作品一旦完成,是不需要作者的。」作者應摒除外在誘因,為寫作而寫作:「對我而言,寫作是抗拒說謊的戰鬥。」拒絕現身,只為了追求創作的真誠與純粹。 作品裡的強烈自傳性,也是Ferrante選擇匿名的緣故:「我故事裡的女性都是真實女性的反影。」故事裡,Elena藉寫作道出許多祕密,處理男性作家不願寫的私密題材。在別人眼中,此告白式的寫作卻只是「骯髒作品」。Ferrante是否預見自己或親友會招致八卦流言的無妄之災?作家確保尊嚴的作法,就跟Lila一樣極端:在讀者眼前選擇消失。 故事最後,Elena獨自關在公寓:「真實人生與故事不同,故事有清楚的結局,人生則愈活愈迷惑。」她放下婚姻與家庭,戰勝血緣與階級,雖如願成為作家,仍無法掙脫與Lila的友情。她把閨中密友寫入故事,但密友卻選擇消失,把倆人的故事從現實抹去。Lila的消失是對寫作的終極報復,因為,她們一輩子全心全意完成的,竟都是別人的故事。 女性情誼果真是女性書寫的最大包袱?因Ferrante與作品的自我切割,此核心問題,在故事清楚的結局中,懸而未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