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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的演變 ：下一個階段會是什麼樣
將近 250 年前，經濟學家和哲學家亞當·斯密 (Adam Smith) 寫了《國富論》，書中描述了一種全新的人類活動形式的誕生：工業資本主義，其結果將是他和他的同時代人無法想象的財富積累。
資本主義推動了工業、技術和綠色革命，重塑了自然世界，改變了國家在社會中的角色。在過去兩個世紀中，它使無數人擺脫了貧困，顯著提高了生活水平，並帶來了從根本上改善人類福祉的創新，並使登月和在互聯網上閲讀本文成為可能。
然而，這個故事中也有陰暗面。近年來資本主義的缺點越來越明顯。個人短期利益優先，有時意味著社會和環境的長期福祉受損——尤其是在新冠大流行和氣候變化挑戰全球之際。世界各地的政局動蕩和社會兩極分化表明，對現狀的不滿日益加劇。營銷和公關公司愛德曼（Edelman）2020 年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全球 57% 的人認為「今天的資本主義對世界弊大於利」。
事實上，如果你用不平等和環境破壞等標凖來衡量，「西方資本主義近幾十年的表現一直存在嚴重問題」，經濟學家邁克爾·雅各布斯（Michael Jacobs）和瑪麗安娜·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在他們合著的《重新思考資本主義》（Rethinking Capitalism）一書中寫道。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沒有解決方案。 雅各布斯和馬祖卡托認為，「西方資本主義未必注定要失敗，但確實需要對它重新思考」。
那麼，我們心目中的資本主義會繼續以當前的狀態一直存在嗎？它是否可能？
它為人類福祉貢獻良多，但遠非完美。我們所理解、知道的資本主義會長久保持現狀嗎？抑或有另一種未來，演變成新的狀態？
資本主義的過去
圍繞資本主義這個主題的書籍和文字已經汗牛充棟，所以對它的研究難以面面俱到。但我們能夠做到的是根據資本主義的興起來探索、預測它未來的發展方向。顯然，資本主義並不始終像今天這樣運作，尤其是在西方。
在 9 - 15 世紀，西方處於專制君主制和教會統治之下。隨著人們爭取個人自由權益的勢頭逐漸增強，這類體制開始衰敗，而這種狀況催生了一種更注重個人取向的經濟制度 —— 資本主義，因為它允許私有財產權、個人選擇、企業家精神和有利於創新的靈活性。它還支持注重個人政治自由的民主作為治理體系、社會制度。
這種向更大的個人自由轉變的潮流改變了社會契約。以前，許多資源（土地、食物和保護）由當權者提供，以換取公民的重大貢獻（例如，奴工、低薪苦役、高稅賦和絶對的忠誠）。在資本主義下，人們降低對執政當局的期望，以求換取更大的公民自由，包括個人、政治和經濟自由。
20世紀的資本主義
然而，資本主義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裏將發生重大變化——尤其是在 20 世紀下半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政策智囊團朝聖山學社（Mont Pelerin Society）成立，其宗旨是應對西方面臨的挑戰，重點放在捍衛開放社會、法治、言論自由和自由市場經濟政策的政治價值觀；這些構成了古典自由主義的核心原則。
古典自由主義最終催生了「供給學派」。這是一種經濟學理念，即減稅和對自由市場監管最小化能夠帶來最大限度的經濟增長，從而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在 1980 年代，政治上新興的新自由主義和經濟上的供給學派一同在美國和許多歐洲國家被奉為優先。
這種新出現的資本主義壓力推動了全球經濟加速增長，也使許多人擺脫了絶對貧困。但與此同時，批評者指出，對於諸如整修破敗的公共基礎設施、改善教育和降低健康風險之類公共服務領域的政治投資，減稅和放鬆商業監管等信條並沒有起什麼作用。
也許，最重要的是， 20 世紀後期資本主義在許多發達國家導致了貧富兩極之間的財富差距，這個貧富差距的衡量指標是基尼係數。有些國家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美國的情況尤其明顯。
自 1980 年以來，美國最貧窮的人實際收入沒有增長，而處於頂層的超級富豪收入每年增長約 6%。世界上最富有的億萬富翁幾乎都生活在美國，他們積累了驚人的財富，而與此同時，自世紀之交以來，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僅僅略有上升。
貧富差距的影響可能超過一些政客和企業精英願意相信的程度。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富勒頓分校經濟學教授丹尼斯·斯坦利（Denise Stanley）說，資本主義可能使全世界數百萬人擺脫了絶對貧困，但不平等可能會腐蝕社會。
她解釋說，「絶對貧困的意思是普通人……每人每天有 4 美元收入。這是個門檻」，但從長遠來看，相對貧困會導致社會失衡。即使經濟持續增長，收入不平等和工資增長的停滯也會使人們缺乏安全感，因為這會導致他們在經濟生活中的相對地位下降。
行為經濟學家已經表明，「與其他人相比，我們的社會地位、我們的幸福感更多來自於相對度量和財富分配，而不是絶對度量。如果這個論斷正確，那麼資本主義就有問題，」斯坦利說。
根據愛德曼報告（Edelman report），不平等加劇導致「人們對機構的信任度降低，並體驗到不公正感」，而對人們生活可能產生更深的影響。經濟學家安妮·凱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頓爵士（Sir Angus Deaton）在他們合著的《絶望之死和資本主義的未來》一書中指出，當前形態的資本主義正在摧毀工人階級許多人的生活。他們寫道，「在過去二十年裏，因自殺、吸毒過量和酗酒導致的絶望死亡人數急劇上升，現在每年奪去數十萬美國人的生命」。
2007-2008 年的金融危機加深了這些問題。這場危機是由過度放鬆管制引發的，對發達國家勞工階層的打擊尤其嚴重。美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 (CFPB) 第一任主任理查德·科德雷 (Richard Cordray) 表示，危機爆發後政府對大銀行的救助引發了不滿，「助長了我們在過去十年中目睹的……政治兩極化的興起」。他是《守門人：通過保護消費者來拯救我們的家庭、經濟和民主》一書作者。
21世紀的資本主義
自由民主制度目前可能正處於一個轉折點；放眼全球，公民正在以更強的政治力度挑戰現有資本主義規範。
例如，紐約長島大學政治學教授J·帕特利斯·麥克謝利（ J Patrice McSherry）在智利觀察到這種變化。她說： 「社會動員始於 2019 年 10 月地鐵票價的上漲，引發了廣泛的抗議活動，吸引了 100多 萬人參加示威活動。」
「智利的社會運動暴露了憤懣不滿的深層根源：根深蒂固且日益嚴重的不平等、不斷上漲的生活成本，以及這個世界上最新的自由主義國家之一的極端私有化。」
這些不滿可以追溯到 20 世紀後期，當時智利的威權政府嘗試憲法改革，以此「將獨裁統治的經濟和政治統治制度化，確立了一個將國家在社會和經濟領域中的作用消除殆盡的新自由主義框架。它限制政治參與，賦予了[政治]權利不成比例的權力，並為武裝部隊設置了監護人的角色，」麥克謝利在為非營利組織「北美洲拉丁大會」撰寫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該組織追蹤拉美地區的時局動態。
同樣，2018 年法國興起的「黃背心」運動最初的導火線是通勤者燃料成本上漲，但迅速擴大到類似於智利的社會怨懟、生活成本上漲、日益加劇的不平等，以及敦促政府不再無視普通市民需求等訴求。
在美國，催生特朗普主義的政治運動可以說是由經濟不平等和意識形態推動的。在那些因全球化而淪為輸家的選民中，特朗普政府更封閉的貿易政策贏得了廣泛的政治支持，包括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以及對進口到中國、印度、巴西和阿根廷的商品和服務徵收報復性關稅。甚至連歐洲、加拿大和墨西哥等美國的傳統盟友也未能倖免，成為這一議程所針對的目標。
德國Baker McKenzie 國際貿易業務負責人、世界經濟論壇全球青年領袖阿納希塔·湯姆斯（Anahita Thoms）說，雖然對當前形式的資本主義不利因素的一種反應是各國採取防禦姿態，尋求通過盡量減少外部聯繫來保護自己，但保護主義「是短視的，尤其在貿易領域」。
「雖然它可能帶來一些暫時的好處，但從長遠來看，它會危及整個全球經濟，並有可能破壞數十年的經濟進步。保持對投資友好的開放市場至關重要，」湯姆斯說。
政府在21 世紀面臨的一個核心挑戰是如何在全球貿易的長期利益和全球化導致的低工資或失業對社區造成的短期損害之間取得平衡。民主制度下，經濟無法完全脫離求職、經濟適用房、教育、醫療保健和清潔環境等大多數人的需求。正如智利、黃背心和特朗普主義運動所顯示的那樣，許多人要求改變現有制度，以滿足這些需求，而不僅僅是謀求更多私人利益。
總而言之，也許到了重新思考資本主義的社會契約的時候了——只有這樣它才能更加包容超越個人權利和自由的更廣泛的利益。這並非沒有可能。資本主義過去曾經歷過演變，為了能延續至更長久的未來，它可以繼續演變。
資本主義的未來
近年來，出現了各種旨在改寫資本主義社會契約的想法和建議。它們有一個共同點，即企業的成功需要更多元的衡量標凖，而不單是利潤和增長。
在商業領域，所謂「合乎道義」的品牌衍生出「自覺資本主義」（Conscious Capitalism)；在政策方面，英格蘭銀行和梵蒂岡都提倡「包容性資本主義」（Inclusive Capitalism），主張利用「資本主義向善」；在可持續性方面，有「甜甜圈經濟學」概念，這是經濟學家和作家凱特·拉沃斯（Kate Raworth）提出的一個理論，認為可以在不突破社會和地球環境界限的同時保持經濟的繁榮增長。
還有喬納森·波裏特（Jonathan Porritt）在《把世界當真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As If The World Matters）一書中提出的「五種資本」模式：他主張將人力資本的五個支柱 —— 自然、人力、社會、製造和金融 —— 整合到現有的經濟模型中。
企業開始接受「五種資本」，一個具體例子是 「B 公司運動」（B-Corporation Movement）。獲得認證的公司簽約承擔法律義務，承諾在決策時要考慮「他們的決定對公司員工、客戶、供應商、社區和環境的影響」。已經加入這個行列的大公司包括達能、巴塔哥尼亞和 Ben & Jerry's（由聯合利華擁有）等。
這種方式正在成為主流。2019 年，180 多家企業的首席行政官發佈重新定義企業宗旨的聲明。沃爾瑪、蘋果、摩根大通、百事可樂等大公司 CEO 首次承認，必須重新定義企業在社會和環境中的角色。
聲明說，企業必須承擔的責任不僅僅是為股東帶來利潤，還必須投資於員工，並為推動波立特資本模型中的人力、自然和社會要素的改善做出貢獻，而不只是盯著金融資本。
百思買（Best Buy）執行董事長休伯特·喬利（Hubert Joly）在接受雅虎財經關於資本主義未來的採訪時說：「從 1980 年代到 2010 年這30 年裏，我們始終只盯著利潤這個唯一的焦點，過度的關注並由此帶來了很多這些問題。如果能對工商業加以重建，就有可能重建資本主義......我認為這是可以做到的，也必須做到。」
未來方向
三十多年前，聯合國布倫特蘭委員會（Brundtland Commission）在題為《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寫道，有充分證據表明社會和環境影響是相關的，需要納入發展模式。顯然，這些問題也必須在支撐資本主義的社會契約中加以考慮，以使其更具包容性、整體性，並與基本的人類價值觀相結合。
歸根結底，應該記住一點，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國家的公民並非束手無策，無能為力。作為一個集體，他們可以支持與自己信念相符的公司，並不斷要求新的法律和政策以推動公司競爭格局的改變，從而促使它們改進自己的業務行為。
當亞當·斯密在 1776 年研究新生的工業資本主義時，尚無法預見它將在多大程度上改變我們今天的社會。因此，我們可能同樣無法預見兩個世紀之後的資本主義會是什麼樣子。
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應該問這個問題：資本主義如何能夠在短時間內進化得更好。資本主義和我們所在星球的未來取決於它。
本文作者馬修·威爾彭·金（Matthew Wilburn King）是美國科羅拉多州博爾德的一名國際事務顧問，環保主義者，也是 Common Foundation 總裁兼董事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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