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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費每噸300元起徵！碳費、碳權、碳稅是什麼？一文看懂
在氣候變遷的陰影下，「淨零排放」已成全球共識。2024 年 10 月，臺灣碳費起徵價定為每噸 300 元，符合綠色和平起徵價 300 元的訴求。未來，碳費將分階段逐步調升。
然而，隨之而來的優惠政策可能削弱其實質效果，企業更可能將這些成本轉嫁給消費者。在這場碳定價的浪潮中，我們是否忽略了碳的真正意義？讓我們一同揭開碳的神祕面紗。
臺灣碳費出爐！一般費率每公噸300元
（2024.10.07 更新）
臺灣碳費起徵價出爐！2024 年 10 月 7 日，環境部召開碳費審議委員會，最終決定將一般費率定為每噸碳新臺幣 300 元，將來會分階段逐步調升。
根據環境部的規劃，初步徵收對象將鎖定年排放量超過 2.5 萬公噸的電力業、燃氣供應業和製造業，約影響 281 家企業和 500 家工廠。2025 年5 月將進行試申報，並於 2026 年正式開始徵收碳費。
雖然環境部確立了碳費起徵價，卻為了鼓勵企業減碳推出「自主減量計畫」，企業只要通過環境部的審核，即可申請 AB 優惠費率。此舉極可能讓企業將碳費視為可負擔的營運成本並轉嫁於消費者，致使對企業的減碳約束力大打折扣，更無心投入轉型再生能源。
綠色和平專案主任徐祥誠表示，環境部長過去受訪時曾強調 2030 年碳費將調升為 1,500 至 2,000 元，因此呼籲環境部堅守承諾，盡快研擬並公布未來幾年碳費調整藍圖，使企業正視碳排成本必定增加的事實。
綠色和平也呼籲經濟部積極敦促企業，切勿因短期的低價碳費而輕忽減碳的重要性；此外，經濟部應提出新政策擴大淨零投資，以鼓勵企業投入再生能源自發自用，加速推進臺灣的淨零進程。
碳權是什麼？
「碳權」簡而言之就是「排碳的權利」，通常以一公噸的碳排放量來作計算單位。根據碳權所產生的方式不同，又分為以下兩種：一是透過政府強制性的總量管制與交易（Cap and Trade）產生；另一種則是在自願性市場產生，時常被企業用作碳抵換（Carbon Offset）的手段。
1. 總量管制與交易（Cap and Trade）所產生的碳權
此種碳權來自於強制性的管制措施，在此機制下，政府會為排放總量訂定上限，並根據不同產業別，核配給不同的企業碳排放的額度，假如企業的排放超過了額度，就需要在碳交易市場中購買碳權，彌補超額的排放。假如企業減碳相當成功，排放量低於核配額度，多出的額度就會轉換成碳權，可讓企業在碳交易市場中拍賣，獲得利潤。
世界上第一個碳交易機制——歐盟碳交易市場（EU ETS， European Union Emission Trading System）即是屬於此類型，其他採用碳交易系統（ETS）的代表地區還有美國區域溫室氣體倡議制度（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RGGI） 、南韓、紐西蘭等。企業若能在減碳上搶得先機，不僅對減緩氣候變遷有所貢獻，企業營收也可能因碳權的交易而有所成長。
最知名的案例就是電動車品牌特斯拉（Tesla）因碳排放低於歐盟標準，因此獲得大量碳權，可以拍賣給其他燃油車廠。飛雅特克萊斯勒汽車集團（Fiat Chrysler Automobiles，擁有愛快羅密歐、瑪莎拉蒂、Jeep 等品牌） 就因無法達到歐盟規定的碳排放標準，在 2019 至 2021 年間花費 24 億英鎊（668 億新台幣）向特斯拉購買碳權，是特斯拉碳權的最大買家。
2. 自願性的碳市場所產生的碳權
第二種碳權來自自願性碳市場，當企業主動透過不同的減碳、再生能源或碳捕捉、造林等專案，向境內或是國際的機構申請認證，即可獲得碳權。較廣為人知的機構例如：黃金標準（Gold Standard）、VCS（Verified Carbon Standard），臺灣也有行政院環保署的溫室氣體減量與抵換管理機制，企業可在此平臺申請碳權認證或刊登碳權交易資訊。（延伸閱讀：野火燒森林，碳匯剩嘆息！森林碳匯轉碳權有減碳效益嗎？）
凡通過相關機構認證的碳權，即可在自願性市場上販賣或進行碳抵換（Carbon Offset）。
「碳抵換」，簡而言之，是指企業透過支持或資助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計畫，以彌補日常活動產生的碳排放對氣候變遷的影響。許多國際大廠之所以能宣稱已經達成碳中和（Carbon Neutral）也須部分依賴碳抵換，如 Google 即對外說明，他們的減碳策略除了透過增進能源效率、建設與購買綠電自用外，為了將碳足跡降到淨零也購買碳權執行碳抵換。
碳費與碳稅有什麼不同？
碳稅與碳費不同於上述碳交易市場的「以量制價」（控制碳排放總量，讓市場的供需來決定排碳的價格），而是由「以價制量」的方式來促進減排，透過直接對每噸的碳排放訂價，由控制價格高低來影響排放程度。收取碳稅的國家包含了英國、加拿大、北歐五國、新加坡、日本等。
大多數政府實行碳稅（Carbon tax），由財政機關統一徵收，稅收入國庫後可視為整體政府的財政收入，用途包含社會福利、所得稅減免、發展各項低碳的基礎建設等。而臺灣於 2022 年修正的《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將更名為《氣候變遷因應法》）草案中擬實行的「碳費（Carbon fee）」較為特別，規畫預計由環保署執行，向碳排大戶收取碳費並成立氣候基金，由於其行政上的限制只得專款專用，用於發展低碳、綠能、補助產業轉型等措施上。
碳交易、碳費、碳稅，都是碳定價
無論是上述提及的碳交易系統、碳費或碳稅，其實都是藉由「將碳排放貼上價格標籤」的原理，提供企業經濟上的誘因，進而達到實質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目標，這個概念也是目前國際公認最有效的減碳工具：碳定價（Carbon price）。
綠色和平如何全力推動碳定價？
2021年：在世界地球日當天，在環保署前豎立巨大裝置藝術，揭示各國碳定價費率標準，訴求臺灣應該導入國際的碳訂價制度。
2022年：綠色和平向環保署（現為環境部）建議，臺灣碳費起徵價應至少每噸碳新臺幣 300 元，且須逐年調升，並舉辦「臺灣碳定價策略」論壇。
2023年：環保署（現為環境部）採納綠色和平訴求，在《氣候變遷因應法》中納入「建立碳費機制」，宣告臺灣進入「排碳有價時代」。
2024年：拍板碳費起徵價格，一般費率每噸碳 300 元。綠色和平呼籲政府盡快公布未來幾年的碳費調整藍圖，2030 年後應逐步調升為 1500 至 200 元，且每 2 至 3 年檢討修正。
碳定價真的對減碳有幫助嗎？
有，前提是必須運用得當。
一個有效的碳定價政策，除了能拉近傳統高碳排能源與再生能源的成本、鼓勵綠化轉型外，「排碳有價」這件事也反映了真實的社會成本，將一直以來被忽略的外部化成本重新列管，實現污染者付費的環境正義。
然而，碳定價政策也可能因以下三種原因，導致減碳效果不如宣稱的好：
1. 碳定價設計機制本身充斥漏洞
目前有不少的碳定價機制充斥漏洞，如臺灣即將在《氣候變遷因應法》中所制定的碳費政策，就可能因費率訂定過低無法造成市場的減量誘因，而使企業產生付錢了事的心態，無助於減碳。另一種設計上的漏洞是政府提供企業太多優惠方案，如在碳交易系統中給予太多免費配額，使得企業減碳壓力不足，與臺灣鄰近的南韓就值得引以為鑑。
南韓政府早在 2015 年跟隨歐盟腳步推出全球第二大的碳交易系統 KETS（Korea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當時預期在 2030 年能減碳 37%，其市場價格也多在每噸碳 20 至 40 美元間。然而五年過去，南韓碳排放趨勢不減反升，深究其因發現，原來 KETS 在初期 5 年的階段，南韓政府發放超過 97% 以上的免費碳排憑證給企業，導致多數的企業免費配額都用不完，交易市場乏人問津，自然就沒有減碳的效果。
2. 「碳權」淪為企業漂綠工具
某些企業會藉由大量購買低價的碳權，宣稱自己已經達成碳中和的目標，然而卻持續創造排放。姑且不論不同認證機構的碳權與碳抵換標準與品質不一，碳抵換的機制本身就有四大問題，礙於篇幅，本文無法一一列舉論述，讀者若有興趣深入瞭解可參考延伸閱讀：什麼是碳抵換？是拯救氣候危機還是數字遊戲？
3. 發生碳洩漏情形
什麼是碳洩漏（Carbon leakage）？倘若只有少部分的國家及地區實行碳定價，會導致高碳排的產業都外移到碳管制較鬆散的開發中地區。這麼做或許在管制區的排放量減少了，但全球整體的排放卻沒有下降，甚至因為開發中地區的技術較落後，而使排放不減反增，這個過程就稱為「碳洩漏」。
對此，歐盟與許多國際組織都在倡議如何建立一個全球碳定價的協作機制，來阻止碳洩漏的發生。歐盟已經預計於 2023 年試行，2026 年將正式實行碳邊境管制機制（CBAM）來防堵碳洩漏，而國際貨幣基金（IMF）也在倡議全球碳底價的機制，分別對低收入、中等收入與高收入經濟體建立每噸 25 美元、50 美元與 75 美元的碳底價。
不本末倒置，才算真正達成碳中和
碳定價之所以誕生，目的是為了減少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減緩氣候變遷，企業不應本末倒置，因購買碳權的成本較低，而選擇碳抵換作為主要的減碳方案，而是應在完整執行碳盤查後，設定實質的減量目標與方案，如汰換老舊設備、提升能源效率、使用再生能源等。碳權抵換應被視為最下策的減碳手段，如此一來，才算真正達成碳中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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