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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風險 全新的特里芬兩難？
本質上，特里芬兩難主要是關於美國能否端出淨資產就還清對外負債，管他是現有的投資或潛在的未來現金流。它最初是與三件事有關：一、1960年代後期布列敦森林固定匯率制度。二、當時美國的經常帳狀況正迅速惡化。三、它的黃金儲備逐漸減少。一旦採取更廣泛的視角檢查，其實與美國經常帳赤字本身沒什麼關係。特里芬兩難也並非專指涉美元缺乏黃金支持，更遑論美國貨幣過度擴張的危險。反之，它凸顯一道威脅，即是可能對在國際上被外國投資者掌握的美元價值失去信心。
必然後果是，即使在缺乏黃金錨定物的國際貨幣體系中，這道問題至今依舊關係重大。2007年，古林查斯與芮伊十分貼切地說明這套論點：特里芬看到，在一個黃金供應時有波動，且是由南非發掘金脈難以預測或蘇聯俄羅斯暗中搞破壞的機制所決定，加上無論如何都無法追隨全世界對流動性的需求而成長，市場對美元的需求終將超越聯準會的黃金儲量。這將為美元擠兌打開方便之門。有趣的是，目前情況也可以從類似的視角檢查：在一個美國可以隨意供應國際貨幣，且將它投資在非流動性資產的世界中，它依舊面臨信心風險。可能會發生美元擠兌現象，但不是因為投資者害怕黃金平價被棄之不顧，好比1970年代那樣，而是因為他們害怕美元匯率暴跌。換句話說，特里芬的分析不必要倚賴黃金－美元平價才能體現關係重大。
假設市場對美元流動性的需求持續成長，但美國經濟的規模相對全球其他地區卻日益縮水，新一輪美元對一種或數種替代儲備貨幣，好比歐元、黃金與最終可能是人民幣發生擠兌，也依舊大有可能。這或許與介於兩次世界大戰那段期間出現的動盪及類似骨牌效應的跌勢相似，當時國際資金第一次棄守英鎊，接著，儘管缺乏其他選擇，到了1933年則試圖逃離美元。儘管如此，信心崩盤的規模若是足以與布列敦森林制度尾聲時期相提並論，將可能需要美國違背自身大部分的對外義務。這些主要都是以美元計價，因此目前看起來這類舉動不太可能出現。事實上，更可能是反向風險，亦即缺乏足夠的國際美元流動性，且美元計價的證券可能同時讓全球金融市場逸出常軌。這意味著，美國身為全球保險商兼全球流動性提供者的整體能力至關緊要地取決於它發行可靠的「安全」資產的能耐。
在最近的全球危機期間，美國國債偶爾加上德國國債已證明是唯二有能力提供有效保險的大規模國際資產。我們知道，對「安全」資產的需求降低境內債券的期限貼水。2019年，古林查斯與其他專家估計，美國外人直接投資與外國證券組合經通膨調整後所得到的超額報酬，平均每年比美國「安全」資產的殖利率高出約2％。這種溢價可能允許美國製造更龐大的貿易逆差。所謂「囂張的美元」（exorbitant privilege）代表美國借道鑄幣稅展現的實質經濟權力，也就是貨幣面值與生產（或印刷）成本間的差額。國際間依舊瀰漫一股對美國鑄幣稅的深切忌妒，進而鞭策歐洲自創歐元貨幣，現在則是換成鼓動中國，因為它的官員公開宣稱想要在亞洲取代美元。不過，美元可能無法那麼容易就被取代。就以英鎊當作歷史基準：1870年，美國經濟規模超越英國，但直到幾近90年後的1955年，美元才終於超越英鎊成為主要的國際貨幣。
總而言之，民間部門經常是流動性跨境溢出的主力，因為金融機構往往橫跨不同國家並操作好幾種貨幣。理論上，就算金融全球化應該促進效率與更快速成長，代價卻是偶發的槓桿與去槓桿的劇烈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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