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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斯克為何會羨慕朱克伯格？
馬斯克（Elon Musk）就像特斯拉（TSLA）的代言人，因而模糊了自己的聲譽和品牌身份。儘管他與該公司及其7000億美元的估值密切相關，但他欠缺一些科技同行擁有的東西，就是更多的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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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馬斯克公開要求特斯拉董事會將其持股比例提高至 25%，從而賦予他對公司更大的影響力，否則他將繼續在其他地方開發人工智能技術。
世界首富馬斯克很快指出，這與金錢無關。相反，他正在爭取更大的決策權。 事實上，他甚至提出了接受另類股票的想法，這將賦予他更多的投票權，而不會攤薄現有的特斯拉股票，或迫使該公司交出數十億美元的額外薪酬。
馬斯克的經常競爭對手Meta（META）行政總裁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喜歡這種「雙重股權制」（dual-class share model），他透過超級投票權股票（super-voting stock）控制自己的公司。看來馬斯克似乎想要朱克伯格擁有的東西。但縱觀這項安排，就會發現不受約束的行政控制的局限性，以及造成不平等投票權的雙刃劍性質。
從歷史上看，公司在某些行業使用「雙重股權制」，包括所謂的副行業，例如酒精和煙草，以防止腐敗，以及家族為了短期利益而爭奪遺產控制權，其中《紐約時報》（NYT）等上市報業便是一些常見例子。
但近幾十年來，愈來愈多的年輕公司採用了這種結構。
超級投票安排是源於這樣的一種信念，即早期企業的成功與創辦人本身息息相關，他們的願景、動力和領導力是公司價值的內在要素。初創公司的回報往往與股權掛鈎，這也是「雙重股權制」的支持者使用它們的另一個原因。由於管理者及其員工也是大股東，領導者的激勵措施與提高股價、保持員工的積極性以及為自身利益積累財富相一致。對於「雙重股權制」的支持者來說，這種設定讓人們最有能力作出策略決策，同時讓他們獲得更多的資本，而不會削弱他們的影響力。
根據佛羅里達大學金融學教授Jay Ritter編製的資料顯示，科技行業在首次公開招股採用「雙重股權制」的比率一直在上升。數據顯示，過去10年，具有「雙重股權制」結構的科技股IPO佔大約36%，高於前十年的約22%。
Ritter表示：「投資者對科技公司的『雙重股權制』洋洋自得，因為在美國，平均而言，公開市場投資者做得很好。」他指出了著名的雙重股票例子，包括Meta 和Alphabet（GOOG、 GOOGL），它們的股價近年來翻了超過一番。根據Ritter的數據，從1980年到2020年，使用「雙重股權制」的公司表現優於單一股權股票，回報率分別約為30%和19%。該數據從IPO收市價計算，買入股票和持有三年的平均回報率。
然而，這種成功的故事可能會自食其果。支持持有多數投票權股票的股東，會使公司對行政權力的制約較弱。當股票上升時，一個約束較少的領導者可能是一件好事。但當前景黯淡時，如果投資者淪為少數投票人，他們幾乎沒有辦法糾正錯誤。
ISS-Corporate董事總經理JunFrank表示，對「雙重股權制」的一個主要批評是，它們將股東的地位降級為二等。創辦人和內部人士可以用更少的資本來維持重大控制權。他說，這種結構降低了公眾對公司的影響力。
賦予管理層巨大權力的財務安排也可能招致嚴厲的審查。2019年，WeWork的IPO經歷慘敗，其部分原因在於公司的治理問題，以及賦予了當時高級主管 Adam Neumann 龐大投票權的多類別股票。Uber在其醜聞被廣泛報導，以及前行政總裁兼聯合創辦人Travis Kalanick最終於2017年下台後，放棄了其超級投票權的股份結構。
即使在使用「雙重股權制」的公司中，創辦人和早期投資者行使重大決策權的長期風險也得到了認識。愈來愈多的此類公司依賴日落條款，在滿足某些觸發條件時（通常是在創辦人離開公司時），逐步淘汰多類別股票。根據ISS Corporate的數據顯示，到2023年，大約 52% 具有「雙重股權制」結構的羅素 3000 指數公司也有日落條款。這比 2021年的44%有所上升。
但正如馬斯克在特斯拉當前結構中所看到的那樣，相對軟弱的高級主管可能會帶來其他危險。
他在X上表示，他在該公司的股份使這家汽車製造商很容易被「可疑的利益集團」收購。但隨著股份數量的增加，他仍然有控制權，賦予他足夠的影響力來保護公司。他說：「如果我有25%的股份，這意味著我有影響力，但如果投票反對我的股東是支持我的股東的兩倍，我就會被推翻。」
儘管他已經擁有了足夠的控制力，但還有空間爭取更多。
撰文：Hamza Shaban
內容譯自Yahoo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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