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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平台－全球最低企業稅VS.全球資本稅
20世紀80年代是個大變動的時代，全球化資本主義繼19世紀後再度盛行，財富分配益顯不均，所得稅與遺產稅率逐底競爭，各種租稅優惠紛紛出籠，資金往低稅負地區移動。跨國企業更是透過各種方式，將資金與利潤移轉至避稅天堂，規避回母國課徵高稅率，早已引起許多國家的重視與不滿。
然而，此一情勢近來將有所改變；經過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多年來的努力，已獲136個國家同意，協議實施全球最低企業稅（Global Minimum Corporate Tax , GMCT），將於2023年上路，對全球營收超過7.5億歐元門檻的跨國企業，課徵實質有效稅率為15％的最低稅負。亦即跨國企業透過海外投資以避稅，母國政府就可要求將其實質有效稅率補繳至15％。如此可消除企業將利潤移轉至低稅率國家的誘因，透過複雜租稅規劃以避稅，終將徒勞無功。
回顧過去30多年來，各主要國家在全球化發展趨勢下，紛紛調降企業所得稅率，由40％左右朝向25％上下逼近，有些國家或地區甚至更低。資金與投資也就向稅後利潤高的國家或地區移動，不但影響各國稅收，也顯得稅制並不公平。若能實施全球最低企業稅，對各國政府而言，算是多贏的策略，無怪乎全球約七成的國家數及其擁有九成的GDP，贊同推動此項稅制。
全球最低企業稅的課徵與規範，主要衝擊到三類國家或地區：包括以低稅率吸引設立營運總部者，例如愛爾蘭、新加坡、香港等；號稱租稅天堂的紙上投資樂園，例如百慕達、開曼群島、馬爾他等；以及提供大量產業租稅優惠者，例如中國大陸、東南亞國家等。
其中不乏擬議初期反對的國家，也都同意加入，例如愛爾蘭、匈牙利等，的確是個好的開始。此制若能促進企業公平競爭，矯正劣幣驅逐良幣現象，協助各國政府取得適當稅收推動政務，當能增進民眾福祉。
全球化搭配資本主義的發展，展現經濟效率，卻往往輕忽公平。未來若能兼顧分配正義而繼續走下去，除了課徵全球最低企業稅外，加強對富人公平合理的課稅，並且有效展開社會政策，應為努力方向；否則有些富人不納稅，卻享用政府提供的各項公共財服務，讓弱勢者生存機會與空間受到擠壓，絕對是違反社會公平與正義。
與全球最低企業稅相關連的課稅，則可聯想到2013年出版並在全球引起熱銷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提（Thomas Piketty）在書中主張課徵「全球資本稅」，目的則是針對全球化引起的分配不均問題進行補救，對個人的資本或財富課稅。此雖與全球最低企業稅的課稅對象不同，卻極具對應性與互補性。
1980年代為呈現貧富不均惡化的轉折點。回顧二十世紀1940～1980年這段期間，主要國家都推動高度累進稅率，有助於所得與財富分配的改善。而後卻在全球化衝擊下，面臨嚴峻的挑戰，各國普遍將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的分布，由60％～90％向下調整至40％～60％，甚至向低度累進稅率傾斜；並還提供大量的減稅優惠項目，卻仍然擋不住資金的外流，量能課稅精神似已蕩然無存。
為了制衡二十一世紀富者恆富之「世襲資本主義」，避免使有些人「窮無立錐之地」，故而皮凱提建議各國政府，課徵全球性累進資本稅，將全部的實質性及金融性資產價值加總，扣除負債後之淨資產累進課稅。
其課徵方式或採一次性課稅，最高稅率可達10％（甚至以上）；或採每年度課稅，最高稅率為2％。雖然他對稅率結構的說明並不清晰，有待進一步探討，惟其稅改方向值得努力。而此稅制之落實，有賴資訊的交換與共享，財富的透明化，尤其是各國銀行通力合作，私人銀行更應自律，強化金融監理，並協助防堵逃漏稅。
總而言之，在全球化趨勢下，所得與財富已向最高1％的人身上集中，以致貧富對立現象嚴重，影響底層人民的生存權，是對資本主義發出致命的警訊，需要適度的規範，採取全球一致性的行動來解決，尤其是稅制方面，方可能水到渠成。課徵全球資本稅，在過往屬於近乎烏托邦式的建言，如今在各國推動全球最低企業稅時，讓超級富豪也像跨國大企業一樣，應該合理的繳稅，其可能性將大幅提高。並將所取得的稅收，用以補償全球化過程中受傷害的弱勢群體，矯正「貧富不均」這個「全球性公共劣財」。未來全球最低企業稅與全球資本稅若有機會共伴實施，發揮應有的互補功能，將著實令人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