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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右翼的崛起意味著什麼？
⊙蕭育和
2016年12月，奧地利的極右翼自由黨（FPO）霍費爾（Norbert Hofer）以些微差距落選總統，彼時輿論正在慶幸歐洲的民粹浪潮終於得到遏止。來到今年的法國總統選舉，憂心極右翼蠶食政治版圖的人們，再也沒有幾年前的僥倖情緒。
儘管沒能勝選，但勒潘（Marine Le Pen）仍將大選結果視為「巨大的勝利」，確實，比起國民聯盟（RN）前身「民族陣線」在2002年首度擠入第二輪大選所引起的震撼相比，勒潘拿下了國民聯盟有史以來的最高票，與五年前的得票相比更有著可觀的成長，輿論不再抱有僥倖態度的主因是，人們終於意識到，也許在不遠的未來，極右翼將在歐洲搶下第一個單獨執政的陣地。
極右翼：極右？形左實右？
「極右翼」（far right）一詞經常讓人望文生義而誤解，事實上在歐洲許多國家，極右翼勢力早已不是邊緣政黨，它們都擁有足以動搖體制的選票支持。固然民粹與反菁英調調讓它們看起來像是反體制政黨，不過，與兩戰期間的法西斯政黨不同，歐洲當前的極右翼政黨很少公開質疑代議民主體制，即便民粹風格讓它們有些時候想要略過國會程序直接訴求人民推動政策。
民粹風格是這些極右翼政黨被視為民主體制大敵的主因。著有《解讀民粹主義》的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穆勒（Jan-Werner Müller）就警告，民粹主義往往以一種道德化的方式，虛構純粹一致的「人民」假象，並據此將政治競爭解讀為「沉默的大多數」對體制內腐化菁英的零和對抗。長此下去將嚴重傷害民主體制作為遊戲規則的正當性。
穆勒認為，右翼民粹崛起的原因實際上是整個代議民主體制變得「太菁英」，可是，就算民粹路線不是挽救代議民主菁英化的良方，主流的建制政黨事實上也拿不出對策。所以，極右翼政黨固然好用民粹修辭，把反對者視為受到體制腐化菁英蒙蔽的道德化想像，也確實傷害了民主遊戲就是有輸有贏的正當性基礎，不過，歐洲的極右翼政黨並不像普丁或者艾爾多安，會用公然修改規則的方式拿下選票。
其實，人民是否出於「覺醒」，是否把支持對手陣營的人當成被蒙蔽的選民可能不重要，選舉的秘密就是票多的贏，而歐洲的極右翼正紮紮實實地拿下一票又一票，服從這個遊戲規則，取得選舉勝利，就算政治學者不相信民粹可以挽救民主，但還是有越來越多的人，把支持極右翼政黨當作挽救民主免於菁英挾持的唯一方法。在這個時候，用「極右」這麼一個彷彿表述邊緣的修辭，去描述一個能在國內取得第三、第二大黨甚至聯合執政地位的政治勢力，似乎不太適切。
另一個不適切之處是「極右」一詞似乎暗示它們有著明確的政治綱領。但其實除了反歐盟以及反移民的共同立場之外，歐洲的極右翼政黨家族並沒有其他的共通點，與保守派或傳統派的勢力結合更像是策略同盟。有時候，他們也不認為自己「極右」，例如由有「荷蘭川普」之稱的懷爾德斯（Geert Wilders）所領導的自由黨（PVV），雖然對強硬遣返手段的執著讓他們看起來像是極右派，但力挺以色列與支持猶太文明的立場，卻又讓他們與其他極右翼政黨格格不入。
許多時候極右翼勢力也拒絕從傳統的左右翼光譜來自我定位，最明顯的是，它們不再把自由市場經濟這種上一個世代的右派教條掛在嘴邊。
反之，歐洲極右翼在這幾十年生聚教訓，只有搶下傳統左翼的招牌，才能在選舉中有所斬獲。英國獨立黨在脫歐公投期間聲稱脫歐將讓英國每週多出3.5億英鎊預算，他們主張將這筆錢用在國民健康支出，他們的口號是「每週一家新醫院」，多麼左派的政策主張！丹麥人民黨（DF）的選票利基有超過1/4來自過去堅定支持社會民主黨的工人階級，大西洋彼岸的川普也是箇中好手，他是第一個承諾增加社會保障、醫療補助以及醫療保險支出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無法複製的民粹做派
訴求「愛國」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結合著眼社會安全的傳統左翼社會政策，已經成為歐洲極右翼政黨的勝利方程式。
剛剛在法國大選中雖敗猶榮的勒潘更是深諳此道。為了讓民族陣線改頭換面，她不惜與拒絕承認猶太人大屠殺的前黨魁父親斷絕關係，並且成功在反移民立場與關懷庶民生計之間建立連結，事實證明勒潘的策略為她的極右翼政黨拿下前所未有的選票。在某些面向上，歐洲的極右翼政黨可能比被第三條路規訓的建制左翼政黨還要「左」，在選舉的具體操作上，他們在政治論述上所展現的彈性更是靈活，比如勒潘在今年大選就自命「女權」，大方挪用進步派的政治論述。
許多有識之士已經注意到歐洲右翼崛起有其經濟社會背景，既無法視為法西斯的捲土重來，也不能單純當作「極端」立場。名響全球的左翼戰略學者慕芙（Chantel Mouffe）一再呼籲不要將極右翼政黨妖魔化，把它們對移民的態度視為單純的排外，應該承認極右翼的群眾基礎反映了庶民階級在面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與區域整合時，深層的經濟與社會不安。對慕芙來說，極右翼政黨的崛起，實際上是左翼政黨在90年代開始向「中間路線」靠攏，服膺新自由主義治理的惡果。
左翼的庶民支持者眼見傳統左右翼已經幾乎沒有分別，穆勒也說「第三條路把選舉變成了在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之間做出選舉」，於是，披上左翼外衣的極右派政黨就成為他們的政治選擇。慕芙甚至認定，極右翼政黨是民主體制中唯一正面迎戰新自由主義霸權，給人民「另一種選擇」的政治選項。
跟穆勒對民粹的反感不同，慕芙大膽主張建制的左翼政黨應當學習極右翼的「民粹」戰略，也就是說，為了挽救自由民主體制，左翼政黨要正視的是，人民之所以選擇極右翼的情感動力其來有自，並不是被煽動或者蒙蔽所導致。慕芙為建制左翼所構思的民粹戰略固然有理，但什麼樣的政治議程能夠像疑歐論與反移民這樣激發強烈的認同感呢？
顯然支持歐盟與人道接受移民的對立立場不足以抗衡，否則，極右翼勢力就不會崛起了。對此，慕芙認定疑歐論或者反移民等等爭議，歐體官員與移民實際上只是庶民對於新自由主義霸權不滿，感覺自己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被遺棄的替罪羊投射，也就是說，這些議題可能在某種程度上「並不存在」，或者說，可以通過設定其他政治議程將之轉換到其他的議題上。很難想像什麼樣的政治天才才能執行這樣的政治「戰略」。
左翼民粹主義始終無法克服的戰略困境是政治議題的設定有其僵固性，人民所投注的情感也不是可以隨意導引的能量，如果可以如此的話，台灣的國民黨也就不會繞不出要不要反中的戰略困境了。
「沒有思想」的極右翼，正是優勢？
對慕芙來說，唯一真實的東西可能是「新自由主義霸權」，她希望對抗新自由主義霸權可以成為歐洲左翼的思想共識，然而，作為政治議程，「對抗新自由霸權」與「疑歐反移民」仍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前者對庶民來說始終是個太虛幻的東西。更重要的是，與上一個世紀的新自由主義右翼勢力的崛起相比，當前歐洲極右翼的崛起有著全然不同的軌跡。
上一代的新自由主義右翼主要依靠思想家在輿論市場的耕耘，並通過產官學體制直接影響政策，是一個高度菁英取向的崛起軌跡，由海耶克所召集的「朝聖山學社」即是一例。然而，在當前的極右翼崛起狀況中，思想菁英所發揮的影響力微乎其微。歐洲不乏所謂的極右翼思想大師，但無論是Alain de Benoist或者Guillaume Faye，都對極右翼政黨的擴張幾乎全無助益。與歐洲極右翼思想圈子交往密切的杜金（Aleksandr Dugin），如果不是俄羅斯侵烏戰爭，也根本不會得到如今的高度關注。
不同於上一代積極針砭現實政策的新自由主義右翼思想大師（朝聖山學社第二代的弗利曼是箇中翹楚），歐洲的極右翼思想大師對於影響實際政治興趣缺缺，即便他們確實善於經營，影響力也僅及於故舊、學生與死忠粉絲。庶民只需要一個愛國的口號就可以大方反對移民，並不需要赫德的思想，所以，歐洲極右翼思想家對於多元文化扼傷歐洲文明的痛心，以及長篇大論，就顯得曲高和寡；人民或許對於「歐洲」無疑存有驕傲感，但極右翼思想家因為熱衷地緣政治思想，所推演出的「疏美親俄」政治路線，對他們來說卻過於違反常識，就算是主張與俄羅斯「和解」的勒潘，也不敢持此說。
更重要的是，這些極右翼思想大師，也很少認為自己是「民粹論者」，他們與庶民的交集僅僅只在於對自由主義的不滿，大西洋彼岸的前川普策士班農可能是個例外，他認為自己是「列寧主義者」。
可以說，「沒有思想」，「極右翼思想」與「民粹極右翼」之間幾乎沒有任何實體連結，這正是當前歐洲極右翼的最特別之處。
極右翼政黨家族沒有組織性的思想綱領，連市場經濟這個右派教義它都可以斷然捨棄，它的民粹做派即便是操弄選民的修辭，確實也是代議體制與政治菁英腐化自食惡果，而為了得到選票，極右翼樂於形左實右，這徹底擾亂了歐洲的左右政治光譜，還有什麼比建制左翼的路線看起來像新自由主義右派，極右翼勢力的主張則看起來像左派更讓人混亂的嗎？
極右翼勢力對自由主義治理在戰後的成就抱持懷疑，卻也不需要高深的思想學說支援，保守派與文化傳統主義是極右翼的天然盟友，可是，極右翼的支持主力卻是最深受後現代風潮影響的青壯世代，然而，他們正好又是歐洲極右翼思想大師們最憂慮的虛無世代。
歐洲極右翼的崛起可謂前所未有，至少，20世紀的歷史經驗對此完全無法想像。我們還不瞭解它的世界史意義，或許，要等到他們拿下第一座執政灘頭堡，而看起來不會太久。
作者興趣是政治思想與歐陸當代思想、被深刻思索過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留心閾界、間隙與極限成癖，深信自由起於文字的繼受、交鋒、碎裂、誤讀與訛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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