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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見我思－全球暖化解方 或從改善人性開始
與一位朋友談起，近期「全球暖化、節能減排」的議題。他對於歐盟宣布在2026年將正式實施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以及美、日都可能跟隨實施碳關稅，感到憂心忡忡。朋友是一位企業主，產品以外銷為大宗。一旦面臨碳關稅，可能讓他失去競爭性。因此他汲汲於探詢各種方法，例如想藉著美化文件，來逃避碳關稅的衝擊。
事實上，許多企業主面對節能減排的浪潮，仍大多停留在「漂綠」的心態。只想著如何渡過這一波浪潮的衝擊，未曾思考過全球暖化對地球帶來的傷害，而真心想要善盡自己身為地球公民的責任。或許你會認為我們台灣人比較自私，不像歐洲人那麼關心全球暖化的衝擊。其實，這個說法也不盡然恰當。因為這是「人性」共有的自然偏誤所造成的反應，即便是歐洲人也一樣。要一般人能感受到似有似無的危機而自然產生超前的覺醒，是不太現實的。既然是人性使然，因此，若要激發民眾的感覺，我們也得加把勁，從人性著手改善。
1937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生理學家Albert Szent-Gyorgyi曾說過：「當我親眼目睹一個人受苦時，我會因同情而施予援手。但談到某個大城市有可能遭受厄運而傷亡慘重時，我語氣可能很平淡。我沒辦法將一個人的苦難直接乘以100萬倍。」就連慈善家德蕾莎修女也表示：「看到一群人受苦，我不會採取行動；但看到一個人受苦，我卻會。」這兩個說法充分揭露出了人性的偏誤。我們會對一個活生生的事件觸動情感，但不會對遙遠、陌生，以及用冰冷數字描述的大災難產生反應。就像我們感受不到氣候變遷在我們自己或周圍朋友身上發生苦難的情景，即使全世界有成千上萬人因遭受極端氣候的攻擊而家破人亡，也很難讓我們的同情心激起大漣漪。
心理學家將這種人性的偏誤稱為「可辨識受害者效應」（the identifiable victim effect）。意思是說，要產生感同身受的同理心，人們需要有一張可辨識的臉孔。如果一件災難的描述沒有著墨在個人身上，就很難引發同理心而激發人們採取行動。我們會因為新聞報導一位十歲小女孩的父母車禍雙亡，導致她必須獨自承擔照顧失明老奶奶的責任而慷慨捐輸；但我們卻很難為非洲國家因飢荒導致幾百萬人頻臨死亡而採取行動。
導致「可辨識受害者效應」主要來自三個力量的牽引──親密性（closeness）、鮮明度（vividness）與「杯水車薪效應」（drop in the bucket effect）。意思是說，我們必須跟受害者的物理或心理距離接近、受難的畫面必須鮮明，而且我們投入的力量能起到一點效果，我們才會採取行動。這三種力量解釋了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Thomas Schelling所指出的，對於「一個人」和「統計數字」之間的差別。
因此，在「全球暖化、節能減排」的議題上，若我們想要翻轉企業主以及一般民眾的冷漠，激起他們對環境災難的危機感，並丟棄只想「漂綠」的淺層思維，那麼我們首先需要的，是更多圍繞在我們身邊的鮮明案例。像是空氣污染造成我們身邊朋友甚至家人罹患疾病的故事，以及鮮明地刻劃他們疾病纏身的痛苦，引發不忍之心；或是像在公共場所的洗手間的插手紙盒上方，貼一張北極熊站在一小塊浮冰上，加上幾句類似「搶救熊寶貝的家」等警語，減少擦手紙的浪費。
此外，也讓我們看到個人小小的力量，不再是一個杯水車薪的無奈，而是涓滴成河的力量，改善了我們身邊的哪些事。例如，描述原本幾個小人物的挺身而出，號召群眾而形成一個強大環保團體，成功地變成督促政府加速變革的力量。
其實，我們每個人也都可以透過自己的網路群組，來散播身邊相關的鮮明故事，哪怕只是一張照片，也能夠經由人性的促發效應（priming effect），讓人們產生情感反射，將人們從冷漠中喚醒，因而引發行動，做出貢獻。
當然，在對付「可辨識受害者效應」這件事上，我相信，更寄望於媒體可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