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超、CBA零元賣隊到湖人遺產忠誠繼承，一文讀懂俱樂部退出簡史

編者按：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體育大生意”（ID：sportsmoney），作者付政浩，36氪經授權發佈。

近日，中超的天津天海俱樂部公開發文，謀求以零元轉讓費的方式轉讓俱樂部100%股權。公告顯示，在2019賽季末，北京中企華資產評估有限責任公司曾對俱樂部進行了資產評估，俱樂部總資產評估價值為64882.50萬至77171.72萬元人民幣之間。鑒於到近年來中超俱樂部無論是從聯賽獲得的直接收益分紅還是中超球隊的品牌影響力都在穩步提升，天海的評估資產又高達7.7億元，所以乍一聽之下讓人大惑不解：為什麼堂堂中超俱樂部會淪落到零元賣隊的地步呢？

天海的公告倒是非常坦誠，稱“由於鑒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俱樂部恐難以維持球隊整個賽季的正常運營，俱樂部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所以不得不賣隊。但零元賣隊的背後實則也有令人望而卻步的附加條件，那就是，新投資人需要承擔俱樂部的債務，雖然“具體的債權、債務等細節面議”，但外界普遍估計天海債務體量龐大。在經濟下行的當前，能夠在一舉承擔數億債務的同時，還要具備長期運營俱樂部的充裕資金（據體育大生意估算，中超中、下游俱樂部的一個賽季運營成本也要1億元左右），擁有這種實力和意願的超級投資人並不算多。

其實，放眼國內外職業體育俱樂部在所屬聯賽發展初級階段均出現過零元賣隊或一元賣隊的現象，看似奇葩，實則是職業體育發展的必經階段。比如中超的兄弟聯賽CBA，單單近十年來，就曾出現過山東男籃、山西男籃、上海男籃零元賣隊的現象；而即便是如今市值高居全球前列的英超多家豪門球隊也不乏在早期有低價賤賣的經歷，其中頗具傳奇色彩但交易細節無法嚴格核證的案例就是切爾西曾在1982年被1英鎊出售，當然接盤的貝茨還承擔了150萬英鎊的債務。

回顧職業體育這些零元賣隊的案例，都有很多共同之處：

第一、聯賽處於發展初期，俱樂部盈利能力有限但運營成本卻居高不下，從純粹的經濟收支角度來看，是典型的賠錢買賣，所以往往要簽下補充協議來要求投資人承諾持續為球隊投入較高的運營投入成本，大部分協議還要求承擔過往運營中累積的債務；

第二、俱樂部往往急於出手，或因單一投資人出現突發財務危機而無力維持局面，或財團接班人對體育不感冒從而決意不再投資體育，著急出手自然賣不上價格；

第三、在實操層面缺乏科學、有說服力的體育俱樂部資產評估模式。如你所知，處於發展初級階段的俱樂部往往都是輕資產模式，主場、訓練場、球員宿舍、辦公樓往往均為租賃而非產權自有，所以在評估時往往會因為俱樂部缺乏有形資產而刻意推高俱樂部的無形資產估值，而最終評估得出的球隊估值有虛高之嫌，自然令人望而卻步。此番天海雖是零元賣隊，但其宣稱的估值7.7億元仍被外界認為估值虛高，甚至以此懷疑其可能是以負債數字來界定估值。

透過上述這些零元賣隊案例的共同之處，其實可以看出一個共同的本質：在職業體育發展初級階段，體育俱樂部除了盈利能力差（投入產出不成正比）、融資能力差（主要依靠單一投資人不斷燒錢）這些明面上的老大難問題外，還有一個難言之隱，那就是缺乏科學合理的退出機制。在缺乏合理退出機制的大背景下，那些能夠零元賣隊的俱樂部已屬幸運，大多數俱樂部都往往無人接盤而黯然破產，從此在歷史長河中湮沒無聞。

想要建起來科學合理的體育俱樂部退出機制，從實操層面首先要形成一套有行業公信力的體育俱樂部資產評估模式。目前國際層面最有公信力的兩種體育資產評估模型分別為英國的Interbrand 品牌評價模型和美國的福布斯體育賽事品牌價值排行榜，我國的中超和CBA雖然在俱樂部的年度準入審核中都有相關資產測算模型，但整體而言，我國在這方面仍處於技術探索的初級階段，不具備供實際交易時的指導意義。此前在2019年10月，國辦出台的《關於促進全民健身和體育消費推動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中就明確要求要“建立體育無形資產評估標準、完善評估制度”。

有鑒於此，體育大生意希望通過零元賣隊的諸多案例來解讀當前我國體育資產評估模式的現狀和探索方向，同時介紹國外先進體育俱樂部的退出模式以供我國職業體育參考。本文僅為拋磚引玉，歡迎精研此道的方家參與探討，一道推動中國早日建立起具有行業權威性的體育資產評估模式和更加多元化的體育俱樂部退出機制。

零元賣隊案例屢見不鮮，CBA買賣球隊不靠評估靠文件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由於中超、CBA的不少俱樂部產權由地方體育局所有、參股或監管，所以俱樂部在轉讓時的標價往往靠一紙政府文件即可確定，往往不會引入評估機制，也無需諸如產業交易所這類第三方中介機構加入。而一旦投資人是國企，更是往往會以象徵性的價格走過場，因為買賣雙方都把接收俱樂部視為履行國企的社會責任，賣家如釋重負自然不會索要高價，而買家則要承擔未來幾年的虧損壓力，同樣不會認為零元接盤是什麼好事。或許是因為中超的職業化程度尤其是產權清晰程度更勝CBA半籌，所以近年來國企零元賣隊的案例大多發生在CBA。

比如，CBA的山東男籃隊史上的幾次易主都是由山東省體育局主導，而新、老投資人往往都是當地國企，交易價格往往都是象徵性的。最近的一次國企之間交易就是2014年，山東黃金集團將山東黃金籃球俱樂部轉讓給本省實力更雄厚的另一大國企山東高速集團。當時，交易價格有幾個版本，從1元到幾千元再到幾萬元不等，但無論是哪個版本，價格都低得驚人。

類似的象徵性價格賣隊在CBA絶非個案。2017年9月份，在青島市體育局和青島市國資委的協調下，青島雙星男籃大股東完成變更。原本持有俱樂部100%股權的青島雙星集團將俱樂部90%的股權轉讓給青島國信集團旗下的全資子公司國信文體公司，俱樂部也從此更名為青島國信雙星籃球俱樂部。據體育大生意當時多方求證，交易價格約等於零。此外，2018年休賽期，山西男籃正式易主，山西汾酒集團也是以象徵性的超低廉價格轉讓給山西投資集團，雙方均為國企，所謂的“象徵性價格”並無準確數字，俱樂部層面能看到的只是一紙文件（詳情請參看：山西0元賣隊和遼籃搬主場的背後是一部CBA運營成本激增史）。

即便是涉及到國有資產轉讓給民企，也往往因為各方把俱樂部運營視為經濟負擔而非優質資產，所以往往在當地體育局的指導下以低價交易。比如山東男籃最近的一次投資人更疊則是在2018年。當時山東高速集團一把手更疊，新領導層無意繼續投資籃球，山東省體育局此番經過考察選中了西王集團，國企資產轉給民企需要走掛牌招標流程，於是山東高速在東產權交易中心發佈公告稱願以232萬元的價格公開轉讓山東高速男籃俱樂部。

要知道，山東高速投資籃球俱樂部期間平均每年投入的運營成本高達1億元，是CBA這一時期最土豪的俱樂部之一，但賣隊的交易價格卻只有232萬元。232萬這個轉讓意向價格是如何評估得出的？業內不得而知。並且，公告發佈不足12小時就撤掉，隨後山東高速和山東西王之間的交易就此達成。

類似的情形還有CBA的上海男籃將俱樂部託管給姚明五年後股權自動歸姚明所有這一案例。2009年，因為上海東方男籃俱樂部連年戰績不佳且虧損嚴重，所以俱樂部的三家股東上海機場（集團）有限公司、上海體育職業學院、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上海東方衛視）均不願意再追加投資。經過上海市體育局協調，姚明出面託管了球隊。當時各方約定，姚明每年至少要為俱樂部注資2000萬作為運營成本，只要持續注資5年後就可直接獲得球隊100%的股權，最終2014年姚明正式成為球隊老闆。鑒於姚明每年只是承擔了俱樂部的運營成本，而無需支付球隊轉讓費用，所謂的託管則屬於先上車後補票，所以這樁交易也屬於實質意義上的零元賣隊。

必須強調的是，上海男籃當初雖是零元賣隊，但姚明每年為球隊運營而付出的真金白銀同樣不容忽視。很多人當時都勸告姚明，投資上海男籃並不是一筆划算的買賣，同樣的資金如果持續投資上海樓市肯定會賺得盆鉢皆滿。此後如你所知，姚明在2017年當選籃協主席後為避嫌決意出售球隊，而上海市體育局最中意的潛在投資人則是上海本土實力雄厚的久事集團。但由於2016年姚明曾為上海男籃引入了光大體育基金、華人文化等四家投資機構作為小股東，而在2017年涉及到球隊轉讓價格評估時各方意見遲遲無法統一，導致這一談判週期前後持續了兩年之久。

最初，小股東們認為球隊估值應該達到10億元，而久事評估的結果是5億元，雙方的意向差距實在太大。萬般無奈之下，姚明不得不先以較高的估值從四家小股東手中回購此前售出的40%股權，然後在2019年4月以6.5億元的價格將球隊100%股權賣給久事集團。據體育大生意瞭解，無論是久事主張的5億元還是四家小股東主張的10億元，都是在聽從專業評估機構的建議的基礎上形成的。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可以看出，當前我國體育資產評估確實缺乏一套嚴謹科學、具有公信力的測算模型和模式，這無疑是困擾我國體育俱樂部職業化進程的一大難題，無論是融資擴股還是退出套現時均會出現爭議。

體育資產評估難點：無形資產估值虛高，曾險令遼籃股改中斷

我國體育俱樂部資產評估之所以難有統一的模式，關鍵的原因還在於現階段我國體育俱樂部還停留在純粹的輕資產模式。從大層面而言，體育俱樂部資產可以分為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兩類。比如NBA目前就有相當一部分俱樂部擁有自主產權的體育場館、訓練場、球員宿舍、俱樂部辦公樓，這些有形資產按慣例在俱樂部資產評估時都會計算入內，並且市場價格非常清晰。一般而言，有形資產大體都是用資產現值來評估有形資產，資產現值 = 重置完全成本×成新率。在這其中，重置完全成本為購買一項全新的與被評估資產相同的資產時所支付的最低金額，成新率為評估資產的新舊程度。

相比之下，我國職業體育還處於發展初級階段，大多數俱樂部的主場、訓練場乃至球員宿舍、俱樂部辦公地點均是租賃而來，這導致體育俱樂部資產評估往往約等於無形資產評估。而無形資產大體可以分為：聯盟授予俱樂部的特許經營權、俱樂部商標、賽事版權等知識產權、俱樂部人力資源價值（即合同期內的球員身價）、俱樂部商譽、俱樂部技術專利和技術秘密等幾類。而這些卻沒有特別清晰的市場價格標準，最終導致潛在投資人質疑無形資產估值虛高而無法達成交易。

早年遼寧男籃俱樂部由盼盼集團和遼寧省體育運動技術學院聯合成立，盼盼負責承擔俱樂部的運營成本，而遼寧省體育運動技術學院則以技術和遼寧男籃的商譽入股，但雙方一度遲遲無法精準界定雙方的股權占比。於是遼寧省體育系統的幾名體育產業專家組成了資產評估小組，而評估結果則是認定作為遼寧男籃的商譽和技術等無形資產估值高達2003.88萬元，評估小組認為遼寧省體育運動技術學院可以憑藉這一評估數字直接入股從而成為大股東，這讓負責支出真金白銀的盼盼集團大為不滿，遼寧男籃的股份制改革差點因此中斷。

就當雙方鬧得不可開交時，遼寧省相關領導緊急介入，幾番協調後，遼寧男籃的無形資產估值終於降低到盼盼可以接受的範圍，最終遼寧省體育運動技術學院的股份占比為30%，負責具體出資運營的盼盼占股70%。這後來成為了一個參考慣例，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CBA浙江男籃、江蘇男籃和遼寧男籃的當地體育局代表占股均為三成，而近兩年，上述三支球隊中的兩支，其體育局代表的占股比例持續下降並有退出的趨勢。

近年來，我國在進行體育無形資產評估時普遍會採用收益現值法來搭建自己的模型，而這也是Interbrand 品牌評價模型和福布斯體育賽事品牌價值排行榜算法的基本原則。收益現值法又稱收益還原法、收益資本金化法，是指通過估算被評估資產的未來預期收益並折算成現值，藉以確定被評估資產價值的一種資產評估方法。基本理論公式可表述為：資產的重估價值=該資產預期各年收益折成現值之和，而具體算法模型中需要精準設定多個品類的無形資產的評估參數以及相對應的權重係數。

但由於各方對於無形資產的具體分類認知權重完全不一，比如有的聯賽球隊數量少且短期內不擴軍，所以聯盟授予俱樂部的特許經營權（即參賽名額）估值較高，而有的聯賽版權分成額度高，所以知識產權占比權重更高。所以，體育資產評估公司往往遵循一事一設置計算模型的原則，這些具體算法模型缺乏普遍可推行性。

與此同時，為了評估這些算法是否精準，俱樂部還會採用現行市價法來進行檢驗。所謂現行市價法，就是參考與自己情況相似俱樂部的出售價格來反向衡量自己的估值。但由於現階段我國職業體育俱樂部屬性不一，出售價格也相差極大，現行市價法有顯而易見的侷限性，所以只能做參考，而無法引入數據模型的搭建中來。

歐美三大退出機制：湖人成遺產忠誠繼承典範，曼聯上市引領體育證券化

必須承認，職業體育雖然也有小俱樂部奇蹟，但大多數時間這是富人的遊戲。無論中外，大多數頂級職業體育俱樂部的投資人往往都僅把俱樂部作為踐行個人興趣愛好的投資項目，“買只俱樂部玩玩”是大多數老闆的心聲。而相應的是，俱樂部資產在這些投資人的總資產中往往占比很小，其運營成本對於這些投資人而言可以從容承擔。

此外，體育俱樂部屬於打造城市名片的正能量產品，社會影響力向來備受當地政府重視，總之，投資體育俱樂部的風險非常小。正是基於投資體育俱樂部的風險小，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很多投資人並沒有重視打造俱樂部的退出機制，這也導致當真正風險來臨時，投資人無法順利退出，當地政府也不允許其自行退出。

歐美體育真正開始形成相對完善的退出機制也不過是最近三十年的時間。退出機制大體可以分為三種：第一、體育資產忠誠繼承原則；第二、引入第二股東並授予其購買全部股權的優先權；第三、資產證券化、推動俱樂部上市。

在過往的歐美職業體育中，體育資產忠誠繼承原則是歐美體育開始完善退出機制的誘因之一。如你所知，歐美職業體育早年的最大特徵之一就是投資人單一化，往往都是家族財團或者單一富豪運營體育俱樂部，但一旦下一代接班人對體育缺乏興趣時，這些熱愛體育的富豪就只能忍痛選擇出售球隊，但他們考慮最多的不是出售價格，而是選擇一個真正熱愛球隊、願意長期投資球隊的投資人。在這方面，NBA湖人隊的出售往事就是一個經典案例。

在上世紀70年代，湖人老闆是加州傳媒大亨傑克-肯特-庫克。他熱衷體育，資產除了主業的傳媒帝國外，還一手打造了加州的體育帝國，他同時擁有NBA的洛杉磯湖人隊、NHL的國王隊以及洛杉磯當時最好的體育場大西部論壇球館。但很遺憾，隨著他日益老去，他的接班人卻並不願意繼續投資體育，認為體育投資回報率太低，庫克最終決定將自己的體育資產出售給一個可靠的新投資人。

當時年輕的傑裡-巴斯剛剛靠軍工化學和房地產暴富，但身家資產尚不足以和庫克這種大亨相提並論，但庫克卻在一眾潛在投資人中相中了傑裡-巴斯。原因就是，他認定此人足夠熱愛湖人，他能夠讓湖人發揚光大，而絶不僅僅只是把湖人當作一樁生意。

於是經過幾番談判，1979年，庫克以6750萬美金的價格將NBA的湖人隊、NHL的國王隊、論壇球館和一座13000英畝的農場打包賣給了傑裡-巴斯。當時這個價格庫克給予了一定程度的優惠，但在補充協議中要求傑裡-巴斯保證必須確保他長期經營湖人且不能削減對湖人的投入力度。傑裡-巴斯自然一一應允。如你所知，正是傑裡-巴斯任內，湖人隊十次奪得NBA總冠軍並真正迎來了王朝盛世。

在三十餘年的湖人老闆生涯中，傑裡-巴斯不僅從未打算出售湖人，而且還一早就培養子女忠於湖人的熱情，六個子女中有四人均曾在湖人任職。2013年傑裡-巴斯去世前，其在遺囑中將湖人隊納入了家族信託基金，約定只有當六個子女一致同意時才可以出售湖人隊，此舉也是試圖在最大程度確保子女不會出售湖人隊。

類似的情況還有前NBA的奇才老闆阿比-波林。他執掌奇才隊長達三十餘年，但他深知自己的子女並不熱愛體育，於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就引入了年輕且熱愛體育的富豪萊昂西斯作為球隊的第二股東（2001年萊昂西斯還曾引薦老友喬丹成為奇才隊小股東）。兩人此後曾多次簽訂補充協議，波林約定，在自己去世或有意出售球隊時，萊昂西斯擁有優先購買股權的權利。日後如你所知，在波林去世後，遵照波林的遺囑，萊昂西斯如願購買了波林家族的股權從而成為奇才的大老闆。

進入21世紀以來，體育資產證券化也是職業體育退出機制探索的新方向。無論是當年曼聯在紐交所上市，還是中超的恆大掛牌新三板，均是通過上市的模式試圖讓俱樂部融資渠道更加多元化，唯有讓萬千股民們均成為俱樂部的投資人，才能最大程度提高資金鏈的避險程度。而一旦出現真正的財務風險時，規範性十足的上市公司無疑在證券市場最便於交易，而且原則上可以面向全世界的投資人進行交易。

誠然，無論是體育資產忠誠繼承原則、第二股東優先認購股權原則還是體育資產證券化，都是歐美職業體育和契約精神高度發達的階段性成果，短期內我國職業體育俱樂部很難全盤模仿。當前，我國職業體育的最大問題就是由於產權或監管權不清晰導致俱樂部缺乏無風險的退出機制。

俱樂部作為城市名片，處處要尊重當地官員的意志而很難自由退出。即使是在資金鏈緊張的情況下，往往也不得不硬著頭皮繼續燒錢，最終讓俱樂部投資人背負了巨大的資金風險。從某種意義上，我國想要建立健全的職業體育俱樂部退出機制，重中之重還在於加強體育產權改革，推動俱樂部成為真正財務獨立和話語權獨立的法人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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