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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社論》疫情過後，美國所面對的社會不平等挑戰
「民主」與「人權」，是美國總統拜登執政以來，最重要的政治信念。無論是舉辦各種形態的世界民主峰會，或是譴責各國政府侵犯人權，他都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以具體的言行，貫徹自己忠實信仰的價值。
然而，最近幾個月以來，對於因為新冠疫情肆虐，所造成超過100萬人死亡，遍及全美各地的重大槍擊案，乃至於人民愈來愈無法負荷的通貨膨脹，他所面對的經濟社會形勢，已經變成是政治危機。不可諱言的是，世人對於「民主」與「人權」在美國，知易行難的質疑。
傳統「公共財」（public goods）的理論概念，在政治的真實世界，已然延伸轉化成為「政治財」（political goods），而其所指陳的價值，包括：自由、平等、正義、福利、安全。而這些價值的前提，則應該是生命的存在，有沒有受到威脅，以及生活是否過得愈來愈好。
「一個美國，兩個世界」，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觀察：不同族裔的致死原因；以及根本性的社會不平等（fundamental in-equalities in society）。
首先，依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Deaton與同僚合寫《絕望的死亡與資本主義的未來》（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自殺、藥物濫用、以及酗酒與酒精性肝病，造成的重大危害，被主流社會所忽視。原因在於：全球化、都會化、教育不平等、以及昂貴的醫療系統，使得中產階級的白人，不成比率的變得更貧窮，遠遠落後而且恐怕再難翻身。這項基於西維吉尼亞州、肯德基州、密西西比州、以及阿肯色州，40歲到50歲的白人，超高比率死亡率的研究結果，描繪出部分中西部各州的實況。
這樣的研究結果，似乎和新冠疫情100萬人死亡，主要分布於各大都會城市，非洲裔與拉丁裔的死亡人數，遠高於他們人口占比的概況，並不相同。事實上，美國的都會城市，還有更重要的諸多課題：治安不好、毒品氾濫、貧富懸殊、種族對立，乃至於房價與房租、以及維護健康的成本高昂，「貧窮人家，住不起房，生不起病」，形塑出不同於歐洲的資本主義社會景象。
再者，在疫情過後，嚴重的通貨膨脹，對於中低收入民眾、少數族裔、婦女同胞的打擊，所構成「根本性的社會不平等」，才是拜登總統所應該正視、想辦法解決的內政問題。此其中，「政治資源的不公平分配」（uneven distribution of political resources），最深層的危害既來自於財富和經濟地位的不對等，也來自於特殊知識的不對稱，包括：擁有資源的多寡，以及議價能力的高低。
做為世界民主的燈塔，美國的民主政治，未必是基於所有選民都擁有被充分告知的相同資訊。一方面，政府對於疫情防治、醫療改革、治安改善、貧窮消弭、種族平等、非法移民遣返，所採取的因應對策和方案計畫，已經因為問題的牽一髮而動全身，而陷入進退失據的體制困境。
另一方面，除了躋身於廟堂上的政府官員和國會議員之外，還有日益兩極化的政黨競爭和媒體生態、富可敵國的跨國企業、政治影響力深遠的利益團體、以及頂尖公私立大學與其無所不在的傑出校友。這些「制度化的精英和專家」（institutionalized elites and specialists），都有能力影響政策過程的原因在於，他們擁有的專業知識，以及其所獲得的多元豐富資訊。
在新興媒體和社群媒體高度發展的當代社會，拜登總統對於「民主」與「人權」的重視，得以提高資訊的可及性和決策的透明度，政策精英和專家的「資訊優勢」，已經愈來愈少。然而，社會的不平等和所得的不平等，卻並沒有因此而有所改善。無論是「沒有能力就醫治療的落差」，或是高昂教育成本「教育商品化」的後遺症，都是拜登總統「民主」與「人權」信念，應該落實並改善美國人民生活的重大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