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論》國文教育的成敗 攸關國家競爭力得失

圖/本報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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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學者藤原正彥十年前寫了一本書,名為《國家的品格》,藤原君曾於英、美知名大學教過書,按理說作風會洋派些才是,但他卻認為學好本國語文最為重要,要在國際間通行無阻、要讓論述的內容豐富,就得打好國文底子,內涵才是一切,內涵比英文更重要,他甚至說:「從小學就開始教英文,是毀滅日本最有效的方法。」

德國哲學家叔本華也說,他一生奉為圭臬的一句話是:「你要常讀古書,讀古人的原著;今人論述他們的話,沒有多大意義。」他更說:「沒有別的事情能比讀古人的名著更能給我們精神上的快樂。」即使早年曾說過「死文言不能產出活文學」的胡適,也在民國44年寫了一篇文章推崇范仲淹的靈鳥賦,他說:「范仲淹『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比亨利柏得烈的『不自由,毋寧死』要早740年,這也可以特別記出,作為中國爭自由史上的一段佳話。」胡適這一席話總算還了古文公道。

自古以來,人們就喜歡以二元分法,說昔日是老路,今天要走新路,又說昔日是死文言,今天是活文學,這些全是偏見,文學只有好壞之別,沒有今古之分,再者,古文能留傳下來的,哪一篇不是千錘百鍊的好文章?硬要把古文貶得這麼低,如今還要把古文泛政治化,意欲去之而後快,套用藤原正彥的話,這是毀滅台灣最有效的方法。在如今這樣的國文教育下,日後孩子長大,語言還會有什麼內涵?語言反映的是思想,思想缺乏內涵,國家競爭力由何而來?

近日北一女國文老師區桂芝對108課綱刪掉經典古文提出嚴厲批判,其勇氣與見識令人佩服,如果我們相信藤原正彥、叔本華的看法,這個課綱非改不可,非僅要改課綱,提高古文的篇數,也要改變國文教學、考試的方式,讓學子們真正自古文學得其中的思想,如此非僅能提升文化內涵,也有助於獨立思考,非僅有利於個人,台灣社會也將同蒙其利,年輕人有了獨立思考能力,日後長大在各領域發展才不致於人云亦云,隨波逐流,也才有自已的見地。

民國初年以來,文人常把國勢衰疲怪罪於古文,然而,這干古文何事?五千年來古文不論在政治、軍事、哲學、詩歌、經濟、倫理、醫學上皆取得重大成就,把清末的衰敗,一股腦兒地歸咎於古文,合邏輯嗎?古文不只是吟風弄月,也有了不起的經濟思想,讀過《貨殖列傳》的人一定會驚訝於司馬遷對市場的認識,他早已看出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所說的那一隻看不見的手,對於價格引導供需司馬遷如此描述:「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比亞當斯密早了1,800年,非常了不起。

讀過《明夷待訪錄》的人更會嘆服黃宗羲居然能把20世紀才被經濟學家提出來的外部性(externality)講得如此透徹,他在《原君》一篇寫道:「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相較於英國經濟學家皮古(A.C.Pigou)1946年提出外部性,黃宗羲早了270年。

再舉一例,今天每逢不景氣,政府就會擴大內需來振興經濟,此法何人所創?自然是上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凱因斯,然而《夢溪筆談》記載范仲淹在杭州經濟蕭條之際,早已透過改建官舍、糧倉、並請佛寺大興土木創造數萬人就業,並帶領百姓在西湖競渡,刺激消費,而繁榮了杭州,范仲淹稱此法是「發有餘之財」,也就是擴大內需,比起凱因斯也早了880年。

中國古文浩翰,多閱讀不僅可以提升語言的美,也有助於思想的陶冶,若想要提升台灣未來的經濟競爭力,非改革各級學校的國文教育不可,文學歸文學,政治歸政治,面對這一座無盡藏的文學寶庫,若我們還處處以政治自我牽絆,把中華文化的主導權拱手讓人,這實在是天下最愚蠢的政府。但願幾位總統參選人正視且認真思考此一問題,於明年執政後提出具體的改革方案。我們最後想說的是,文學雖不像科技業可以立即創造GDP,但長期而言,卻是競爭力的基礎,其所培養的人文素養,更將影響國家的品格,左右台灣的前途,這不只是教育問題,更是國家前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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