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論》匯率波動下的挑戰與對策

開年不久，台北外匯市場就不平靜，新台幣大升驟貶，表現在對美元匯價單日升貶金額衝上1角、盤中匯價震盪突破3角、單日匯市成交量衝上20億美元等現象上，匯市呈現拉鋸動盪，不只匯價走勢受到關注，企業要如何因應匯率的變動、政府單位如何擬具對策，已是新年度台灣社會要面對的重要課題。

相較於亞洲的主要市場，疫情發生的這三年來，一向追求維持動態穩定的台北匯市，顯得極不平靜。疫情剛開始時，新台幣明顯走升，穩居「地表最強的亞洲貨幣」，此一地位約維持了兩年，自2022年開始局勢逆轉，新台幣不只升幅收斂，甚至轉向大貶，對美元匯價一度重摔至32元以上，全年貶幅直逼10％，貶值金額超過4元。而只花一年時間從狂升到驟貶的新台幣，新的一年開始，強勁升值與貶值力道交錯來襲，更令人感受到情勢翻轉的迅速與深不可測。

檢視此三年國際間接連發生的事件，中美貿易戰、新冠疫情蔓延、俄烏戰爭爆發、RCEP正式生效和美國聯準會(Fed)暴力升息等，件件均可視為數十年一見的重大變化，不僅密集出現，且均非操之在我，台灣內部對經濟成長的看法也有所調整，更大程度寄希望於內需市場，與從前拚外銷的主流意見大不相同，加上不同產業對新台幣升貶的偏好、匯價波動的承受能力，也並不一致，以央行為主的行政機關，不只很難按傳統的對策蕭規曹隨，就算想干預只怕也愈來愈無能為力。

對此一全新的情勢，除了上述的觀察，我們列出以下幾點建議，提供企業與政府決策時作為參考：

首先是中央銀行的匯率政策。長期以來，不論面對的是強大的升值壓力還是應付貶值走勢，追求動態穩定一向是央行的核心價值，但此時央行必須體認到，一來國際情勢的變動之大、速度之快已今非昔比，用力於阻升和止貶的操作難度大增。二來美國所定義匯率操縱紅線也在一旁虎視眈眈，長期來看，對匯價的干預成果可能得不償失。三來當外銷型企業對央行匯率政策有所期待時，其視匯率價格競爭力為擴大業績的必備條件，對提升產業升級的努力也就可有可無，長期而言，甚至成為台灣產業國際競爭力停滯的病灶之一。

為今之計，央行要坦然接受匯價可以有更大的波動空間。雖然從廠商的角度來看，多希望匯率維持穩定，方便報價與營運，以外銷為主的機械公會更提出「32元的匯價可以讓業界安心，穩定出口競爭力」的說法，但隨著匯率的管理日趨弱化，不論主觀或客觀來看，增加匯價的浮動已是大勢所趨，隨著經濟成長結構的修正，央行並應捨棄維繫一個偏貶價位的匯率政策立場。

再來要談的是企業與匯率的問題。坦言之，拚外銷出口的部分企業，之所以對匯價如此的重視，正好反映了它們本身沒有建立匯率避險的意識，本身的避險能力也明顯不足。

事實上，台灣產業不乏具避險意識的企業主，例如資通訊產業或最早面對匯價考驗的紡織業等，許多業者甚至在公司內部建立團隊，對於該選擇遠期外匯、換利換匯、一籃子避險，或利用NDF進行期貨操作，經驗豐富。但相形之下，占台灣企業家數95％以上的中小企業主，避險經驗和意識都欠缺，值此匯率大變動的時代，已可預見，它們將是最容易吃虧的一群人。

此時政府應該要挺身而出，幫助企業度過難關。政府每年都要編列大筆預算，提供中小企業利率補貼或辦理紓困，何妨在外匯業務上也花點心思，一樣可以訂下指標，要求公股金融機構推廣並協助辦理外匯避險，提供操作上的專業意見，既提升中小企業的避險意識，銀行也可擴大外匯業務的承作規模。

最後要說的是，政府與企業都不能忽視，隨著中美貿易戰一路打到科技戰、金融戰，以人民幣為主要交易貨幣的另一個市場，正在快速成形中。

雖然兩岸關係停滯，但不能忽略台商長期經略所累積的龐大資產，台灣已是香港之外的海外第二大人民幣離岸市場，加上愈來愈多的國家，選擇以人民幣取代美元，作為商品交易貨幣的另一種選項，此時，企業在外匯資產的安排上，可以有更多的調整，金融機構也應努力開發人民幣的投資或避險型商品，爭取在「一個地球兩個世界」發展趨勢下的領先地位與新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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