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上 WTO：日韓貿易戰對台灣是利是弊？

作者：Mark Lin／五道口男子職業技術學校

上週五起了個大早，特地去看由梁宇皙導演的《鋼鐵雨2：深潛行動》這部韓國電影。這是一部難得以東亞地緣政治為主題的電影，當中並影射日韓長期爭執的領土「獨島」；和台日中之間糾紛不斷的「釣魚台」主權爭議──這兩地在現實世界中，恐怕也是東亞未來最有可能引發軍事衝突之所在。

有趣的是，這部電影也鋪陳出韓國不少類似主題影劇中，均可看見的主軸：韓國（南韓）與朝鮮（北韓）雖然在政治上分裂、軍事上對立，但彼此在面對「外敵」時，最終仍然是「大義至上」──即「以整個韓半島的民族利益為先」。

至於南北韓的「共同假想敵」到底是誰呢？──不是美國、俄羅斯，也不是中國；而是「韓半島向來的死敵」：日本。

電影中蘊含的意識形態，更讓筆者不禁聯想到近期愈演愈烈的日韓貿易戰。

近期，兩國之間的貿易糾紛，甚至已經直接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檯面上殺到「刀刀見骨」：其直指對方要害的種種攻防，甚至讓早已展開陣勢隔空叫陣多時的「美中貿易戰」相比之下，彷彿只是「小打小鬧」而已。

日韓貿易戰肇因：日本報復韓國「強征勞工索賠案」

多數分析認為，日韓貿易爭端的肇因，始於 2019 年前後，在韓國纏訟多年的「二戰時日本企業強徵勞工」案，在韓國最高法院主導下，做出了「翻案」判決。

由於不滿韓國在二戰後 70 多年仍持續「司法追殺」二戰往事，日本安倍政府遂決定以經濟手段報復：日本經濟產業省在 2019 年 7 月宣布，將對自日本出口至韓國的半導體關鍵原料，實施「嚴格的出口限制」，並即刻生效。

韓國政府自然不甘示弱，在同時間宣布把日本移出韓國的「出口白名單」作為反擊：日本等於失去了過去與歐美各國共同享有的「優惠國待遇」，也不再享有入關手續簡化等措施。

隨後，兩國各項貿易爭端更愈演愈烈，政府端的種種限令持續出現；民間抵制對方商品、企業的事件更層出不窮：

例如貿易戰初期，令南韓普羅大眾群情激憤的代表性事件之一，莫過於南韓經貿代表赴日針對此事進行談判時，日方官員將會場刻意安排在簡陋且堆滿雜物、「有如倉庫」的室內，同時將原訂的「協調會」擅自更名為「說明會」（亦日本並無「協調」之意）。這場經貿處長級別的「跨國會議」在國際媒體報導的現場照片傳出後，再度引發一連串南韓民眾的抵制日貨運動。

韓國政府一直對外主張，日本政府針對南韓半導體產業的「出口限令」，是針對韓國最高法院對「強征勞工索賠案」作出判決後，因政治目的而實施的報復；日方則聲稱此舉為「基於國家安全之必要舉措」，因爲「經查相關原料有自南韓流出至北韓、並用於軍事用途之虞」。

時至近日，日韓貿易戰絲毫沒有緩解跡象：日方雖在 2019 年底由美國介入主導的「三國峰會」後一度宣布「部分放寬」（半導體關鍵原料）禁令，但實際上並未改變現狀；時至 2020 年，韓國各地方政府（如釜山、首爾等）則陸續羅列多達 284 家的「（日本）戰犯企業」，由官員號召民眾抵制「未曾對二戰罪行道歉賠償」的日本企業商品。

韓國「一狀告上WTO」

日韓貿易爭端似有刀刀見骨、愈演愈烈的跡象，衝擊的不僅是兩國經濟本身，也攸關東亞甚至全球高科技產業鍊的「重新洗牌」。因此在多方勢力折衝下，透過國際組織居間協調裁決，似乎是相對可行的路徑：

最新發展是， WTO 爭端解決機構（DSB）在 7 月 29 日的會議上，同意設立專家小組來調查日韓的出口管制爭端。而此一專家小組的設置，相當於 WTO 爭端解決機制中的「一審程序」。

事實上，在今年 6 月中旬，韓國就以日本加強針對韓國半導體材料出口管制之做法不當為由，以一紙訴狀將日本「告上了 WTO」，要求 WTO 介入裁決。

日本政府對此則表達強烈的反對態度，並多次強調貿易爭端應先透過「對話」來解決。職此，WTO 在等待一個多月後，由於未見兩國貿易爭端有任何緩和，或「開始積極對話」的跡象，才做出針對「日韓貿易戰」設立爭端解決小組的決定。

對於 WTO 正式啟動爭端解決機制後，日本駐世貿組織代表團譴責「韓國採取了不利於對話的做法」，經濟產業省在 7 月 30 日更表態稱：「韓國政府採取可能破壞對話的行為，令人遺憾」；然而，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則在同日表示：「鑒於 WTO 同意設置專家小組，日方應儘速取消出口管制。」

簡單來說，韓國對「國際組織介入處理紛爭」一事，明顯較日本積極（或說急迫）許多；反觀日本則顯然無意坐上國際談判桌──背後原因很可能是，日本政府對目前「傷敵一萬，自傷五千」的貿易戰局勢，所承受的傷害並不如韓國來得大：

日本的半導體原料出口採禁令，直接重創韓國半導體產業

事實上，半導體產業的總產值，就占了韓國年出口總額的 25% 以上；但日本方面限制向韓國出口的三種關鍵半導體原料，市佔率卻佔全球的 80% 以上──亦即日本方面並不乏其他潛在買家；但韓國的半導體產業卻不容易找到「替代來源」。

這三項原料包括：氟化聚醯亞胺、光刻膠、氟化氫，主要用於智慧手機面板及電視液晶螢幕等。當中光刻膠更是半導體產品的重要材質──日本宣佈對出口韓國的三種半導體原料加強管控，對韓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無疑是嚴重的衝擊。也難怪韓國會如此積極地從 WTO 等國際管道，尋求突圍的契機。

其實在 WTO 正式啟動爭端解決機制的「一審程序」前，日本與韓國在 WTO 已有多起貿易紛爭：例如在 2019 年 4 月，WTO 已針對「韓國持續限制日本福島周邊地區海鮮進口」一案做出裁決（有利韓國）； 2019 年 9 月，日本則在「對韓國財閥的反傾銷案」中取得勝訴。

至於近日日韓兩國的半導體產業紛爭，日方堅持「基於國家安全」理由，對韓方的原料出口限令有其必要；韓方則如同前述，主張日方限令是「政治報復」。而目前綜合各方報導，WTO 官員的態度傾向「擔憂會員國以『國家安全』為由而允許更多貿易規則的『例外』，會導致未來更多不必要的貿易限制。」

所謂「沒有救濟管道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爭端解決一直都是 WTO 多邊貿易體系的中心支柱。依據爭端解決之流程，目前在 WTO 選定爭端解決小組成員之後，將在短期內接受日韓兩國代表遞交之書面陳述並聽取口頭證詞。

然而一般來說，根據 WTO 爭端解決機制運作之經驗，從設立小組到作出最終裁定，通常需要 10 至 13 個月的時間：所需時程當然也可能依調查進展延長或縮減，然而目前由於 WTO 處理終審的「上訴機構」，仍因美國的杯葛而處於癱瘓的狀態，日韓貿易爭執極有可能面臨「常態化」的困境。

「WTO 還有用嗎？」

WTO 從其前身「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以來，現在可能正面對史上最困難的時期。

關鍵在於美國為首的各國，近年經貿政策均大幅轉向，紛紛以單邊（各別）的「自由貿易協定」（或反向興起「貿易戰」），取代 WTO 代表的多邊貿易協定。造成這個龐大的國際組織在缺少「領頭羊」的狀況下，長期陷入難以進一步深化共識的僵局。

然而，WTO 本身的「平台」功用和影響力仍在：當下自由貿易區之所以盛行，背後其實是因為在「現行的」多邊貿易體制上遭遇到困難，而不是「多邊貿易體制本身」出現危機。

事實上，不管現今雙邊、或非 WTO 的多邊自由貿易協議（例如NAFTA）如何發展，其規則主要還是基於 WTO 這個多邊貿易體制的規範加以調整，並在這個框架下才能順利實現。

簡言之， WTO 仍是一個國際貿易談判中經常必須的「基礎平台框架」，在這個基礎上再去建立（雙邊貿易協定）成員之間的進一步協定，已是國際行之有年的常態。而現在全球共有 160 多個經濟體為 WTO 成員，幾乎每一個自貿協議裡，都少不了 WTO 會員的影子。

當多邊貿易體制遇到困難的時候，雙邊或區域貿易協定的發展勢頭肯定增強，因為大家都會尋求其他手段，實現自己的訴求和利益。然而雙邊及區域協定同樣大費周章，不如採用「多邊機制的基礎」來得事半功倍── WTO 能從最初的 23 個國家發展到現在 164 個經濟體，本身就說明了多邊貿易體制的作用和吸引力──所以筆者認為，WTO 不會說垮就垮，因為它的作用仍在。

日韓貿易戰對台灣的影響

最後，我們把鏡頭轉回台灣：關於越演越烈的日韓貿易戰，將對台灣產生什麼影響？

在經貿與產業方面，由於韓國在半導體產業上經常與台灣業者直接競爭，因此多數人會直觀地認為，如今韓國半導體產業遭到日本「制裁」，理論上應該對台灣有利？

然而由於整個高科技供應鏈分工極為細緻與複雜，台灣許多業者更是「接各國大廠的單生產」，因此若韓國的終端科技品牌廠因貿易戰崩盤，勢必也將衝擊許多台灣科技廠商的生存。故日韓貿易戰對台灣經濟的整體影響，顯然無法簡單論定，甚至有可能「弊大於利」。

然而在外交、政治領域，情況或有不同：目前 WTO 已成為日韓貿易戰中，各國關注的「交鋒重點」，同時 WTO 也是台灣到目前為止，能夠實際參與的最重要國際組織。因此適逢 WTO 「群龍無首」的情況下，台灣應可深思如何藉此時機，增加自己的影響力。

最近台灣懸缺近 1 年的駐 WTO 代表，確定由前大法官羅昌發接任。在現任 WTO 秘書長 Roberto Azevedo 提前一年卸任下，目前已有 8 個經濟體的人馬出線角逐 WTO 領導大位──如今美國勢必不會再讓「親中派」的人選擔任 WTO 秘書長一職，加上東亞在日韓貿易戰的壓力下成為 WTO 近期的焦點，台灣或可趁勢增加在 WTO 的影響力。

另外，有許多人好奇「擔任台灣駐 WTO 代表」到底是什麼樣的感覺？筆者最近聽前駐 WTO 代表朱敬一院士是這麼形容的：「第一，在日內瓦期間，是學者難得可以享受充實研究的生活；第二，與對岸的老共鬥，其樂無窮！」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 韓國把日本「一狀告上 WTO」：日韓貿易戰「刀刀見骨」，對台灣是利是弊？》，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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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Mark Lin，台北出生、高雄長大、北京委身。專長為私募股權基金研究，曾任職政府產經智庫及外商顧問諮詢，就讀過台大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北大公共行政暨政策研究所、清大經濟學系博士班，兼讀過五道口男子職業技術學校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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