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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鏡到底】當大雄失去哆啦A夢 陳玉勳
《海馬洗頭》以洗頭髮竄改記憶、《總舖師》戴上紙箱逃避現實、《健忘村》用忘憂神器洗腦就無憂無慮。陳玉勳的電影總是充滿奇思妙想，刻畫的角色也總是平凡小人物。今年推出的愛情喜劇《消失的情人節》，他讓世界暫停、時間消失，構思20年的故事，終於來到現在的時空。
他深受藤子不二雄的影響，人生也如現實版的大雄。愛幻想的他國中重考、高中留級、大學落榜，自認沒出息的人在成為電影導演後，就有屬於了他的哆啦A夢。
因為國片市場低迷，他改拍廣告謀生。失去哆啦A夢的大雄，一晃眼13年過去，有了中年危機的焦慮，於是重回電影，找回自己的哆啦A夢，實現心中所有幻想。
58歲的陳玉勳有個幻想：網路已控制了全世界的時間，於是他感覺每眨一次眼，世界就快轉了一次。「一天比一天快，我懷疑人類的時鐘被調快，小時候一天好長呀，現在年紀大了，很恐怖，吃完午飯一眨眼就晚飯，再一眨眼，深夜12點了。」這反映了他對時間空耗的焦慮，或許這也是所有電影導演的惡夢。
陳玉勳小檔案
1962生於台北市
1989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畢業
重要獲獎：《熱帶魚》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獎、《愛情來了》新聞局優良電影劇本獎、《中國時報》21世紀青年百傑獎、電視廣告金鐘獎、時報廣告金像獎、4Ａ廣告金獎
電影作品：《熱帶魚》《愛情來了》《總舖師》《健忘村》《消失的情人節》
我一直告訴自己，年紀大了，要趕快衝。
今年他推出愛情電影《消失的情人節》，講的是時間與記憶，一個在郵局上班沒人愛的女生，因為一場車禍，從此做什麼事都比別人快。電影裡充滿著魔幻的時間感，每個人物都是平凡人，處處能感受生活的壓力、日子沉悶的無奈。「我們成長一路下來，得到很多，但失去也很多，比如說天真、純真、浪漫、想像力，還有同情心、感情，我想告訴所有人，是不是有些東西遺忘在某個角落？我們再把它找回來。」
他說話訥訥的，像一具穩定走著時間的老時鐘，有時半開玩笑調侃自己：「這十年忘記很多事情，可能要痴呆了，對於時間前後越來越模糊，比如《總舖師》何時拍的？我已經忘記正確時間了。常常把上個月的事情跟3個月前的事情搞混，很混亂。」
這7年來，他陸續推出2部過年賀歲喜劇電影。熱鬧滾滾的台灣辦桌文化《總舖師》，讓他成為票房破3億元的喜劇導演；之後兩岸合作推出耗資3億元的電影《健忘村》，是齣奇幻武俠喜劇，然而兩岸票房只過1億元，算是滑了一大跤。
「周圍的人跟我反映電影很難看，大家不喜歡，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沒有接台灣的地氣，當時沒想那麼多，只是想完成這個故事。」他是極重視觀眾、渴望掌聲的人，內心也常自我質疑，劇本因此常常改上4、50次，這樣的失敗打擊可謂不小。但他沒停下自己的腳步，「我畢竟是谷底走過來的人，我一直告訴自己，人年紀大了，要趕快衝。」
看了大雄覺得很安慰，因為有人比我差。
1995年，他首部自編自導的電影《熱帶魚》上映，透過逗趣情節刻畫一個個充滿悲喜的台灣人，反映了升學制度與環境議題。他難忘當時首映滿場的掌聲，「很high耶，我都不知道我的電影有這麼好看，剪接時覺得很糟，放電影的時候我也很沒自信。」他成了眾人矚目的年輕導演，在鼓勵下又拍了電影《愛情來了》，刻劃渴求愛情卻不可得的胖妹拙男，然而卻遇到國片市場衰退的寒冬。那是1997年，國片一路衰退，到2003年更是跌到總票房不到1％的谷底。
於是，屬於陳玉勳電影的時間停止了。拍那2部電影讓他沒收入，與老婆住在頂樓加蓋，窮得要死，曾經1年收入僅8萬元，其中5萬元還是得了《中國時報》辦的「青年百傑獎」獎金。電影可以不拍，飯還是要吃，於是轉身進入廣告界賺錢過日子，前3年還牽掛著電影，規定自己每年要花2個月寫劇本，後來忙起來也就擱下了。
影響他創作風格的人有2位，他戲稱他們為「雄哥」。一位是布袋戲大師黃俊雄，另一位則是《哆啦Ａ夢》漫畫家藤子不二雄。他極喜愛秦假仙這個角色，「一開始是個反派，到處被打一直逃亡，變成一個感覺他不是壞人的角色，很有喜感，我寫角色受到黃俊雄的影響，喜歡各種奇趣神祕的人物。」
而《哆啦Ａ夢》裡的大雄，「綜合了所有男孩子內心不同的脆弱，沒有勇氣、頭腦不好、體力也不好，什麼不好的都在他身上，所以我們看了很安慰，因為有人比我差，我覺得是非常棒的角色。我一直對沒什麼出息的人很有興趣，大雄沒出息，但是善良，所以他很重要。」
想搭時光機向五歲的自己說：別做導演。
他就是現實版的大雄。台北長大，從小是平庸又笨的放牛班小孩。「現在回想，我覺得自己有注意力不集中的症狀。每天坐著呆呆看著老師，腦袋都在想別的，聽別人講話超過一分鐘就會胡思亂想。」人生只有升學一條路，父親做食品批發，母親是家庭主婦，期望他念大學再考個公務員，或是找間好公司上班安穩過日子。為了達成父母期望，高中落榜的他只好補習讀國四班，每天面對老師打罵。那時他開始自卑，走在街上覺得自己不屬於任何一個地方，像是被遺忘的人。
因為考題外洩到補習班，他得以考上高中，壓抑的他開始沉迷搖滾樂，喜歡躺在房間，把喇叭放在耳旁聽一整天，心中有搖滾夢，但要考大學聯考不能玩音樂，只好買一把電吉他在家中擺pose自爽，想像自己在舞台上，而台下有幾萬人聽他唱歌。
他說如果身邊有哆啦A夢，他一定要利用時光機去向5歲的自己說：「好好學音樂彈吉他，將來當個搖滾樂手，不要做導演，哈哈哈哈哈。」
高中留級，大學又落榜。「覺得這一生毀了，將來不會有什麼出息。」只好先去當兵，因此開了視野。「那時發現跟我同樣年齡的人，有人是文盲、乩童，有的種田、捕魚，有的是流氓被關過。我很震驚，原來這世界是這樣子！那時19歲，沒談過戀愛，但這些人有的已經當爸爸，有的換很多女朋友，有的為愛情自殺，明明小學沒畢業，可是愛情轟轟烈烈，我從那時就對小人物很感興趣。」
如果不停地拍電影，會變是枝裕和嗎？
退伍後靠著加分考上大學，個性悶騷、愛玩的他讀圖書館系，覺得攝影棚好玩，跑去大傳系當助理，被介紹到導演王小棣的公司實習；王小棣發現這人肯脫下鞋襪跟著美術組一起踩泥巴做事，任勞任怨，受人喜歡又多才多藝，便要他畢業後去上班，他很快就從場記升到電視劇導演，熟練了在戲劇中鋪排笑點的能力，之後王小棣更鼓勵他拍電影。
滿腦點子的他，透過電影發揮所有想像力，像大雄有了哆啦Ａ夢，可以完成心中所有幻想。電影《熱帶魚》裡那個被綁架的小孩就是他自己，整部電影就如同一次大雄的長篇大冒險。然而，拍電影需要夢想與勇氣，但更需要錢，不拍電影後的40歲，他是失去了哆啦Ａ夢的大雄。
《消失的情人節》是20年前寫好的故事。他從小就喜歡時空旅遊的題材，那時他很得意，覺得自己想了一個很棒的點子。「一個人少一天，一個人多一天，那時我還沒看過世界暫停的電影，我心裡想，這是創舉！可是找投資找不到，輔導金也申請不到，片沒辦法拍。」低迷的國片市場成了他的心魔，覺得拍什麼都沒人看。「想不出觀眾願意看的題材，那時候的預算也沒辦法拍出我想像中的規模，比如動作片、鬼片。」
拍廣告是發揮想像力的好地方，他的廣告風格充滿台灣味的幽默，得了不少廣告獎項：大陸偷渡客對著警察唱「當我（茼蒿）們同在一起」、孟姜女哭倒長城、記不住客人點菜的累癱老闆、趕著回家吃泡麵的張君雅小妹妹。這種風格也呈現在他的電影裡，即便只是路人角色，也擁有令人發笑的傻氣與地氣。
他擅長找出演員的幽默特質。林美秀原本是默默無名的舞台劇演員，因為喉糖廣告被他打造成一線明星。林美秀說：「他不喜歡浮誇，而是自然，比如走路時不經意的碰撞。他喜歡的幽默感不是鏡頭上演出來的幽默，他覺得你太演，就會讓你重複演，讓你生活日常中不經意的喜感表現出來。」
問他怎麼看待拍廣告的這段時間，他自我質疑了起來：「有時候我會想，這段時間算浪費嗎？如果那時我繼續拍電影，現在會怎麼樣？」拍《熱帶魚》的初衷是想刻劃台灣人的真正面貌，也隱含社會批判。他提起電影上映那年，他參加溫哥華影展認識同年的日本導演是枝裕和，2人一起接受媒體採訪，是枝裕和來台北還去他家玩。現在是枝裕和已成為擅於表現深度情感的國際名導。「如果我繼續拍下去，會不會變得像他這樣子？也不一定。」語調幽幽微微，聽起來像是充滿許多遺憾，「那個時代拍台灣電影沒有錢，貧窮會限制想像力，久了，想像力就被縮住。」人生走到50歲，一回首，發現年輕時構思的種種故事，科幻的、奇幻的、武俠的，一個都沒實現。
他曾想過一個搖滾青年在台北不得志跑去漁村跟阿伯阿姨組樂團的故事，但劇本還沒寫，《海角七号》就上映了。「後來發現越來越多電影正在拍世界暫停，人家想得到馬上就做了，也不是抄你的。像諾蘭的《天能》，我也想過類似的故事，但沒有他那麼厲害，他實在做得太仔細，我想的只是遙控器前進後退，但這20年都陸陸續續被人家拍掉。」
用盡無能，比要掛了才懊惱沒做更好。
更多的焦慮，是死亡。他聽到幾個朋友心肌梗塞，有的被救回來，有的因此過世，不免幻想自己也可能心肌梗塞死掉。「很多事情想做沒有做，怎麼辦？如果我很無能，那至少也把所有無能掏出來，我用盡了發現不行，那就沒關係，總比要掛了才懊惱自己沒做什麼更好。」
愛做白日夢的老大雄，此刻重新擁有電影這個能實現心中所有幻想的哆啦Ａ夢。《總舖師》裡逃避現實的紙箱、《健忘村》的忘憂神器，乃至這次新作《消失的情人節》的世界暫停，電影的每一幕都像是哆啦Ａ夢的道具。
我們在大樓樓梯間為陳玉勳拍照，外頭路上的汽機車跟公車因為塞車而叭來叭去，整個台北盆地不知有多少人正為了青春理想而奔走，那像是《消失的情人節》裡煩悶的日常。問陳玉勳喜歡台北的哪裡？他點了根菸，想了許久，「台北有什麼好喜歡的呢？」訪談讓他有點疲倦，沒多講，香菸的煙霧飄在半空，一下子就消散了，像夢想，又像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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