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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未終結的苦難》吳祚來自述41上海人來到我們村莊
中共建政之初，對上海私有商業公有化改造，導致數以十萬計的上海人無法就業，從1955年到1978年，上海歷經遣散城市人口到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數以十萬計的上海人流落到全國各地農村，那些全家下放或單個下放的多是五六十年代遣散人口，而知青下放則在文革之後，分成小組集體遷徙到一個個村莊。
來自上海的小學同學、老師
上小學時，我對上海沒有地理上的概念，一年級坐同桌的是一位名叫蔡芳的上海小姑娘，她有好看的鉛筆盒，還有紙質優良的作業本，這些我們其它同學都沒有。我記得她在作業本上一頁頁的畫電線杆子，似乎要將電線延伸到無限的地方…現在想起來，可能是她懷念她的城市，她想沿著電線杆子，回到自已童年的地方。
上海距離安慶有五百多公里，當時交通不便，從長江坐船得要二天的時間才能到達。兒時不知愁滋味，一個城市家庭因為莫名其妙的原因而遷徙到遠方農村，是多麼的不易。全家既要通過每天掙工分獲得糧食，還要每天砍柴弄草，燒飯煮水，這些基本生活保障當地農民都勉為其難，何況來自大城市的家庭。
蔡芳是隨母親到我們相鄰的生產隊插隊落戶的，她還有兩個哥哥，大他三五歲的樣子，其中一個哥哥在四五年級時是我的書友，記憶中交換過許多小人書與《紅日》這樣的小說。有一次她哥哥到我們生產隊山林中弄柴火，被幾個年輕人抓住沒收了工具，我父親後來給他們家送了回去，因為同情他們母子生活不易。農村家庭多有親友互相幫扶，城市下放的家庭無親無友，加上難以適應農村高強度的勞動，生活成為苦役。
我小學一年級的老師蔣世英一家也來自上海，幸運的是她成為公職老師，開學後她每天住在學校，週末步行回到三十里之外的鎮上，當時沒有公共汽車，相比上海的城市生活，肯定是艱苦得多。
小伍鬧事與上海知青小組
知青們多有文革經歷，到鄉下時間長了，偷雞摸狗的事情偶有發生，年輕人之間好鬥，上海的下放學生與來自合肥的、安慶的知青時有聚集打鬥。
驚動我們村莊的是小伍事件：來自上海的單身中年人小伍有一天拿著一把短刀來到我們村莊，坐到一位我稱她為三嫂的家，說是他的兒子對他有冒犯，要當面教訓他的兒子。
遇到這種架勢，三嫂的兒子當然躲得遠遠的沒敢回家，村莊的一些男人們圍聚過來，勸小伍算了，年輕人之間鬥個氣不要計較，但小伍不聽，不停地擺弄手中的刀子，情緒激動，但他一個人也不敢輕舉妄動，真的動手了，村裡人也不一定好惹。
這件事最後沒有引發血案，也是萬幸；但這樣的情景在村莊裡從來沒有見過，上海把這樣的流氓單身漢下放到農村，只是解決了城市的負擔，卻將麻煩甚至風險推給了村莊。
據上海市勞動部統計，截至到1978年末，上海知青赴安徽上山下鄉總人數149421人，其中，插隊落戶137374人，建設兵團農林場12047人。這一代人的命運，被中共惡意改變。
單個女知青下放風險大，所以四五個女生一組，集體下放到一個村莊。七零年代初，我們小學附近的村莊就迎來了這樣的上海女知青小組，村民們到鎮上迎接時，開玩笑說，是去接奶奶回家，意思是，這些城裡人沒有勞動能力，需要村民伺候。上級選擇將知青下放的村莊，多是條件比較優越的，田地多，糧食有富餘的村莊。村裡還為知青們建了一處簡易瓦房，設施簡陋但可以滿足睡覺做飯需要。
這些年輕人在村莊裡度過了十多年青春時光，八零年代之後才陸續返回上海。後來村莊的人們有到上海的，會找到他們原家庭地址，想跟她們敘敘舊，但看到她們的境遇：一家人擠在小房間裡，返城後多開個小店或在服務行業辛苦打拼，也就沒有了敘舊的興致，寒暄幾句就告辭了。
中共建政後上海人歷經劫難
上海人眼中，外地人都是鄉下人，這句話是過去人們對上海人自視甚高的調侃。還有一個相關的段子：說是北京人到上海探望朋友，那家的保姆在門口對室內通報：先生，來了一位鄉下人。北京人說，我是從北京來的。保姆接著就通報：是從北京來的鄉下人。
中共建政之前的上海，一度曾是東方最繁榮時尚的大都市，而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今天，幾波人為劫難都給上海帶來致命的摧殘。
第一波劫難是中共對上海私有企業的國有化改造，破壞了上海的社會經濟生態，直接影響到數以十萬計的人就業，1954年蘇聯動員城市青年前往西伯利亞等地進行大規模墾荒運動，中共隨之效仿，1955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提出「緊縮上海」計畫，要求在兩年內疏散80萬至100萬人口出城，包括移民30萬人到江西墾荒，顯然這與北京等城市幾年前提出將低端人口撤離大城市思路一致，只是口號不同。
1957年2月27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強調：要精簡機構、下放幹部，開啟了全國性的疏散城市人口的政治性運動。文革之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背後的根本原因也是城市民營經濟被破壞，中共無法保障城市人口就業，將人口就業壓力向農村釋放。
這個過程持續到1978年，在文革中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總人數達到1,600多萬人，共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下放到鄉村。有學者認為這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反城市化運動，全國城市居民家庭中，幾乎沒有一家不和「知青」下鄉聯繫在一起。
這次抗疫，嚴格清零政策導致上海整個城市又一次蒙難，不僅經濟與商業產業鏈被斷裂，生活類物質供應也出現嚴重短缺，以致於出現次生人道災難。數以十萬計的外來勞動者經營者，無法在上海生存發展，只能回到農村；同時撤離上海的還有數以萬計的外國經營者、客居人，連經常在自媒體上高喊愛大陸愛祖國的一些臺灣人，也不得不退回臺灣，因為在大陸遭遇到生存危機。
這一切都說明紅一代與紅二代領導人，不懂城市文明的偉大價值與意義，所以不尊重城市的經濟規律，只會用權力意志來控制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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