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論》解析美國海運改革法案的可能影響

美國總統拜登6月10日於洛杉磯港演講時指出,亞洲-美洲航線的國際航商,去年不斷調漲貨運價格,最高達到十倍,全年獲利1,900億美元。16日拜登總統正式簽署「海運改革法案」(Ocean Shipping Reform Act of 2022, OSRA),加強對於各大航運集團的監管,以降低運輸成本,做為抑制通膨「組合拳」的重要政策之一。而負責執行這次行政命令的聯邦海事委員會(Federal Maritime Commission, FMC),能否達成使命,外界有諸多疑惑。

首先,聯邦海事委員會負責海運供應鏈的競爭與公正(integrity),能否發揮平抑航運市場價格的功效,實有待觀察。受制於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分權的憲政體制,美國並沒有真正的海運政策,如今卻要求FMC監督並促進產業競爭,恐怕只是「盡人事」,宣示政府的關切而已。

究其根本原因在於,21世紀的船舶超大型化、航線樞紐港化、以及航商聯合營運化,從而使得產業的景氣循環,愈來愈快速而且劇烈。做為一個依據市場經濟邏輯運行的產業,「貨物-船舶-航線-港埠」的國際性產業,受到航商「策略」和從業「人員」的影響極大。一方面,當船舶運能過剩的時候,聯盟航商的聯合營運,從共同派船、艙位租用和互租/互換、乃至於彼此對於艙位過剩的協議,都是彼此互惠,共同因應景氣衰退的對策。另一方面,疫情期間,貨輪船員和碼頭作業與倉儲勞工、聯外貨運司機的缺工或染疫,都加重影響到海運供應鏈的運作。

其次,去年秋季之後,由於缺少貨櫃和船隻,進而被迫減少航次,再加上部分航商採取「跳港」停靠美國西岸港埠,以及去年底聖誕節慶,高漲的貨運需求,導致運價節節高漲。在今年11月8日的期中選舉之前,不能再度漲價的政治壓力,是拜登「海運改革法案」的背景,希望藉此抑制航商漲價,進而壓制通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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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被拜登總統點名的全球三大航運聯盟、十大航商裡面,並沒有美國的航商。從2017年2月,南韓的韓進海運破產之後,各大海運集團的陸續合縱連橫,重組形成擁有80%運能的三大海運聯盟,包括:「2M聯盟」的馬士基和地中海航運;「海洋聯盟」的長榮海運、法國達飛海運、東方海外、中國遠洋集團;以及「THE聯盟」的陽明海運、哈伯羅德(Hapag-Lloyd)、現代商船、海洋網絡快遞(Ocean Network Express, ONE)。因此美國的政策對全球航商的影響力如何,有待觀察。

最後,西太平洋與美西航線價格的居高不下,只是前面一段,美國港埠的改革和勞資協議,以及陸運貨車司機的缺工問題,則是後面一段,對於降低貨物運輸成本,同樣不容忽視。從亞洲廠商接單製造、託運貨物開始,歷經陸運彙集到西太平洋各大港埠,透過各大航運聯盟跨越太平洋,運送到美西港埠,最後再陸運配送到全美各地。「海運改革法案」主要是前半段的監管,雖然也有論及陸運,但對於海運與陸運的聯結點-港埠,所扮演「貨輪排隊入港」和「貨物塞在碼頭」的關鍵角色,只能寄望勞資雙方的協商談判,美國政府也難介入。

為了解決去年冬季因為貨物卡在美西港埠,造成運輸成本大增的問題,美西港埠的勞資談判,迄今尚在協議過程,不管有沒有「海運改革法案」,勞資雙方的共存共榮,顯而易見。然而,這種共識,卻與拜登總統強調,三大海運聯盟的壟斷獲利,沒有直接的關係。

海運業是國際性的產業,受到全球景氣好壞的影響,容易大起大落。「海運改革法案」的成效,操之在美國政府者少,而海運聯盟的運費,受制於美國消費需求者多,兩者環環相扣。對於平抑運價來說,最重要的因素,應該還是疫情過後的美國市場需求,與其嘗試針對國際運價進行監管,不如促成美西港埠勞資談判的成功,改善從港埠作業到內陸運輸的缺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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