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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社論》探索稅收大幅超徵的真相
依據財政部統計，今（2021）年前11個月的稅收已達2.71兆元，預估全年稅收實徵數超過預算數，也就是俗稱的「稅收超徵」，保守估計約達3,800億元，打破2015年超徵1,878億元的紀錄，創下歷史新高。
對於今年稅收超徵，財政部統計處官員解釋，主要在於營利事業所得稅（簡稱營所稅），因去年未辦暫繳業務於今年回補，上市櫃公司獲利成長；證券交易稅（簡稱證交稅）因投資人具信心，股市交易熱絡；營業稅因振興五倍券等，刺激消費政策的拉抬；至於綜合所得稅（簡稱綜所稅）則因盈餘分配及薪資所得扣繳稅款增加等，故而造成稅收遠較預期為佳。
稅收大幅超徵雖令主管單位歡欣不已，財政部長更表示將其用來實質還債1,200億元；然在高興之餘，是否存在隱憂，以下將從不同面向進行檢討。
首先，物價持續上升，助長稅收超徵。在新型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之疫情衝擊下，許多行業營收在艱苦中度日，減薪、裁員不絕如縷；然而有些行業內外銷屢創新高，形成不平衡發展局面。雖然行政院主計總處預期今年經濟成長率高達6.09％，惟其仍不足以全面支撐營所稅、營業稅等稅收大幅成長。比較合理的解釋，消費者物價全年上升1.98％，為13年來新高，卻仍屬保守估計；躉售物價更是上漲約10％。由於百物價格高漲，帶動整體營業額及名目所得額提升，故而造成營業稅及營所稅收超徵。此看似亮眼的成績，並不是加強稽徵的結果，實乃消費大眾因物價上升，繳了「通貨膨脹稅」；且因稅負具有累退性，恐將影響租稅公平。至於在物價持續上升下，現行綜所稅制對於課稅級距、免稅額、一些扣除額等，雖有提供物價指數化調整的機制，卻因調整時間上的落後，也就造成綜所稅收超徵現象。
其次，策略性減稅，刺激證交稅收增長。今年前11個月的累積證交稅收高達2,538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231億元，成長率高達94％，亦為稅收超徵的主要貢獻者。其中與政府獎勵當沖減半課徵證交稅，稅率由千分之3降至千分之1.5，具有密切關係；期待經由稅率降低、稅基擴大，展現拉佛曲線（Laffer Curve）的精神。股市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助於蓬勃發展，又能增加稅收，難怪財金主管單位主張當沖降稅優惠再續延三年，並經立法通過在案。然而此一減稅措施雖可一時增加稅收，使得股票當沖者與政府皆大歡喜，卻可能助長股市投機現象，扭曲與常態交易間的關係，製造不公平待遇，實有商榷餘地。
第三，稅收預測失準，也難辭其咎。預算編列之稅收預測，往往利用前幾年的稅收金額推估下一年度數字，也可能採取大型經濟計量模型、長時間數列資料，以及透過稅收與其他經濟變數的結構性關係，用來推估各項稅收及總稅收。然若未能精確、動態的掌握國內外經濟情勢的變化，有效利用資訊並做適當調整，就極可能系統性的產生稅收低估現象，大幅增加稅收超徵的可能。
第四，官僚作為保守，超徵勢難避免。雖然財政部會考慮以往的稅收狀況、未來經濟景氣與成長、各個稅目的特性、稅法與稅制調整等因素，編列稅收預算；然而官僚體系作風畢竟較為保守，採取「穩健」態度製造超徵機會，得以創造佳績與獎勵，實乃理性行為所致，反而使得稅收低估成為常態。至於在保守的稅收估算下，有些年度實際稅收仍然短徵，乃因突發性不利於稅收之干擾因素發揮作用（例如大疫情、經濟危機等），影響稅收預測的準確性。例如去 （2020）年經濟受疫情影響，稅收短徵223億元，否則就會產生連續8年稅收超徵的結果。
超徵的稅收要如何處理？由於超徵金額取決於稅收預算數與實際數（決算數）的差異，其間橫跨三個年度，差異在所難免。問題在於稅收超徵是因為估算失準，抑或是在既定稅率結構下，稅基隨著經濟活動擴大而超徵，並不是「加稅」而來，就應該回歸預算法第59條「超收應一律繳庫」，並沒有「還稅於民」之情事。然若因政府採取擴張性財政作為，且製造寬鬆貨幣環境，引發通貨膨脹而增加稅收，就有「還稅於民」的疑慮，政府不應沾沾自喜，以稅收超徵為榮。
其實，政府財政能否改善，要看收支兩面的運作關係，不能只報喜而不見其憂。政府為因應COVID-19疫情，在防疫、紓困、振興上，透過特別法及特別預算，已舉債8,100億元，支應龐大支出所需。然而在此同時，鉅額舉債與大幅稅收超徵並存，甚至產生矛盾現象，實屬不可思議。因此，此種不健康的財政關係，值得政府深刻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