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論》從就業與育兒—看開放外籍家庭幫傭的迷思

建立「雙就業、雙照顧」的家庭體制，是總統賴清德選前的政見，目的是想要能夠同時提升生育率並減少、甚至是避免勞動力的流失。然而，當總統進一步拋出開放「一孩家庭可請外籍幫傭」的想法時，卻立即掀起社會兩極反應。

平心而論，這世界上不存在「最完美」的政策，任何政策、即使是最佳方案，也都要付出一定的代價。

總統提出「一孩家庭可請外籍幫傭」的初衷，相信是為了能夠釋放「辭職育兒」女性的雙手、甚至是協助女性成為母親後的「就業與育兒」的難題，目的是希望能夠因此幫助育有幼兒的女性重返職場、提高女性勞參率，進而提升生育意願。

只是，開放外籍家庭幫傭的政策，先不論是否能提升生育意願，就能否提高女性勞參率的問題，也是見仁見智，然而，目前不會有真實的答案。

但是，依據勞動部的最新數據，未婚女性的勞參率為66.7％，是高於有配偶或同居的49.3％，顯然，台灣女性勞參率確實是會受到婚姻或育兒的影響。當然，這並不能說明開放外籍家庭幫傭就一定會有助於提升女性的勞參率。

不過，若看香港與新加坡的經驗，香港與新加坡分別在1973年與1978年開放外籍家庭幫傭後，香港育有年幼子女的女性，若家無外籍幫傭，勞參率是45.6％，但是，家有外籍幫傭的勞參率則跳升為是82.3％，新加坡則是81％。

從香港與新加坡的經驗，外籍家庭幫傭似乎是真有助於女性勞參率的提升。但是，相對的，香港的外籍家庭幫傭人數近年來始終維持在30萬人以上，新加坡也超過28萬人，這是香港與新加坡需要付出的社會成本與代價。

而在香港與新加坡，還有一項明文規定：外籍家庭幫傭必須和雇主同住，且須提供獨立的空間。

在台灣，依據《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的規範，並沒有強制要求必須提供獨立房間、甚至也沒有強制要求須與雇主同住，但是，基本上外籍家庭幫傭都是和雇主同住，少有例外。

於是，「『須』提供住宿」也就形成開放育兒家庭聘雇外籍幫傭的一道障礙，而且是對資源相對有限的年輕人而言，是很大的障礙。結果往往容易演變為是，請得起的，都是有資源的家庭。韓國就是如此。

韓國也是為了提高女性勞參率與生育率，借鏡香港與新加坡的經驗，2024年由韓國僱傭勞動部與首爾市政府推動「外籍家政服務人員試點項目」，從去年9月開始先「試點、試辦」半年。

不同於香港與新加坡，韓國引進的外籍家庭幫傭，是政府認證機構進行僱用，以上下班通勤的方式，到府為有需求的家庭服務。也就是說，外籍家庭幫傭不「須」與雇主同住，而是由首爾市政府編列預算，為他們提供住宿、交通、翻譯等。

然而，即使少了「『須』提供住宿」的障礙，經過半年「試點、試辦」的結果，還是偏離了初衷。也讓韓國相關部門不得不重新檢討政策的方向，並延長試點、試辦的時間、而且沒有時間表。

初衷所以偏離，是因為韓國政府沒有將「家庭財富」列為考量因素，導致試點半年來，請得起的家庭，幾乎都集中在相對富裕的江南區。也使得原本是為了提高女性勞參率與生育率的政策，反而演變為是「為富人服務」的項目。

從香港、新加坡與韓國的經驗中，他國的成功模式，固然值得參考，但是，他國的失敗過程，更值得作為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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