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與新經濟板塊夾縫下的台灣

潘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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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代表極右翼草根民粹的美國川普總統在選舉中的失敗,以及亞太15國的RCEP順利簽署,過去4年間曾席捲全球的貿易保護主義似乎正在退潮,多邊主義合作隱然再現曙光。而中美兩大國之間一度螺旋上升、針鋒相對的對抗也可望結束。一般咸認取而代之的是兩國在各種議題,諸如氣候、環保、流行病,以及道德價值上的競合關係。

很多學者都預期拜登執掌權力之後的中美關係將仍是以對抗為主軸,不應對兩國關係好轉抱有過高期待。但是,川普執政期間美國以傾國之力對中國崛起進行全方位的打壓,其實並未能有效撼動中國在全球經貿上的地位,2020年第3季,中國出口在全球貿易份額的比例甚至持續上升到接近20%的歷史新高,這樣的對抗關係除了殺敵一千自傷八百、製造了些許麻煩之外毫無效果,也象徵第一階段對抗的失敗。因此中美新形態關係又何必繼續走上川普時代對抗的老路?

因此兩國的關係在經歷川普主政的短期衝突與對抗之後,應該開始建構中長期的建制規範關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中美是否會共同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明年擔任CPTPP輪值主席國的日本已經表示,期待未來CPTPP的覆蓋範圍能夠擴大。離開了歐盟的英國,急需尋找一個可以替代歐盟的大市場,早先已經表達加入的意願。中國則在本月的第27次亞太經合組織(APEC)非正式會議上,首度表示將積極考慮加入CPTPP。

CPTPP的前身是TPP,是美國民主黨的歐巴馬總統在任時開始提倡的,目的是建立一個「高標準的貿易協定」。然而,它裡面有一些條款涉及到國企、政府補貼、智慧財產權、組織獨立工會及資料自由等等。以那時中國的國情及政治經濟的開放程度而言顯然是達不到的,因此TPP被認為除了建立21世紀標準的貿易協定外,似乎還有個隱祕的意圖,就是排除中國。通過TPP的構建,美國試圖對區域經濟一體化施加影響力,並遏制中國的發展,這將在美國針對亞太地區的戰略中發揮關鍵性作用。

然而,這樣一個「高標準的貿易協定」不僅對中國來說是個巨大的挑戰,事實上對美國自身來說也是艱巨的挑戰。川普及其支持者篤信美國至上,認定美國簽署的許多自由貿易協定都得不償失,不僅造成嚴重貿易逆差,而且導致本國製造業工作機會大量流失,而讓中國、墨西哥等國坐收漁翁之利。因而具有強烈的反全球化與保謢主義色彩。

在今年的總統大選中,拜登之所以能在密西根州、賓州等老工業地區以微弱的優勢擊敗川普,就是取得了不少藍領工人的支持。美國國內的產業工人多數對多邊自貿協定持反對態度,因此,即使民主黨的拜登在1月20日順利就職,美國大選所呈現出來的對立與極化現象,恐怕也不是短時間就能夠調和的。

因此拜登首要任務是修補對外(對中、對歐)的貿易關係,調和國內的緊張對立,至少在短時間之內恐怕難以冒險、推動重返CPTPP。

對中國而言,在歷經了川普風暴之後,此時表態加入過去被認為是圍堵中國重要工具的CPTPP,表明了其自身願意接受更高標準的規範要求之外,更表明只要不是明確對抗性的、不涉及核心安全利益的,中國都將以包容性的柔性姿態應對;更重要的是協助拜登政府的美國,能夠順利重新回到多邊主義、擁抱自由貿易的平台。

當然,中國加入CPTPP實際上是不可能一蹴可幾,面臨著智慧財產權、環境保護、資料流程,及與體制有關的國企和自由工會的問題。加入更嚴格的國際規範雖有挑戰,卻顯然是利大於弊的,必定會倒逼內部改革,反而可能煥發出更強的經濟活力,從而擴大實力與影響力,這對中國大陸自己的發展都是有好處的。

面對RCEP的成型與中國可能加入CPTPP,「雞蛋只放美國籃子」的台灣恐怕將在中美競合的夾縫之間,被迫艱難應對。(作者為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