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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格林「新政治科學」：「共產主義」是一種宗教運動，「極權主義」則是新的神話
文：蔡安迪
近年來國際局勢的重大轉變。美、中之間對抗之勢已然形成，某種程度上，美國正在再次向世界宣揚、並期望帶動起一股新的「反共」潮流。身處眼下這個局勢，不禁有感而發地想回首過去歷史上，幾位抱持堅定反共立場的重要哲學家。特別是德裔美國政治學者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對「歷史與秩序」的研究。
沃格林出生於德國科隆，在維也納大學攻讀政治學，為躲避納粹德國的迫害移民美國，1944年成為美國公民。此後，沃格林多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慕尼克大學以及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等地講學不倦，著作等身。
沃格林是與李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1899－1973）齊名的政治哲學家。在過世前也曾經準確地預言了蘇聯的崩潰。沃格林比較反現代性，與施特勞斯相比不遑多讓。
沃格林大半生遭遇到中歐國家秩序的突然瓦解，緊隨其後面對了希特勒、史達林的極權統治的威脅的經驗，使沃格林一生中大力批判「意識形態」與「極權主義」，視之為二十世紀人類的「失序狀態」。
在反省政治學研究時，沃格林對韋伯以降的實證主義式的社會科學提出反省，提倡以「秩序」研究為中心的「新政治科學」。沃格林認為，哲學誕生的時代背景，常是秩序崩潰的無序時期。
沃格林在他的大作《秩序與歷史》說：「歷史的秩序出自秩序的歷史」，每個社會都承載著在具體情境中創建秩序的責任，儘管並不完美，卻也不是一系列毫無意義的失敗。也就是人類歷史進程，可以被理解為一場為實現真正秩序的鬥爭，特別在危機時刻，處於歷史中的許多「根本性」的問題，就會比在相對穩定的時代更易於進入哲人們的視野。
由此出發，沃格林以失序與秩序為他關懷的重點，並加上「體驗」和「符號」研究作為政治學研究的關注重心。在反對只強調實證、田野、數據統計、宣稱所謂「價值中立」的社會科學研究的關懷下，沃格林對其研究進一步區分為「秩序」（order）、「體驗」（experience）與「符號」（symbol）這三者。
沃格林進行秩序研究時，他認為社會與歷史中的人類秩序問題，其核心是起源於意識之秩序。所以，若要做好政治哲學（philosophy of politics）研究，這當中的核心就是意識哲學（order of consciousness）。由此出發，沃格林重新定義了何謂「政治哲學」，甚至可以說，沃格林重新定義了政治學真正該研究的是什麼？
對沃格林來說，意識哲學並沒有一個絕對的開端，一切關於意識的哲思都是該哲人之意識中的一個事件，所有哲思都是哲人本人生命歷史中的一個事件，這也是為何沃格林特別重視「歷史」、重視「體驗」的緣故。沃格林認為，沒有哪個人在對他自己意識，及他自己本性的反思中，能將意識擺置為一個可面對面的客體。哲人總是生活在他自身歷史、共同體及世界中生存的歷史的語境中。
對沃格林而言，哲學並不是無中生有地以沉思的方式降臨到生活之中的，而是對朝向真實秩序的內在提升力，以及對人們在「歷史性的生命中」所「體驗」到的失序，所感受到的緊迫性作出的回應。因此沃格林說「歷史的本質將在「體驗」層面上去發現，而不是在「理念」的層面上去發現。」
對他而言，「古典哲學家靈魂中的智思（noetic）意識不是一種單純的『理念』，或是一個『傳統』，而是人類歷史中的一個『事件』，事件裡也沒有純粹的主體與客體，而是彼此交融的的一種『參與』狀態。」在特別重視「歷史」的關懷下，沃格林因此寫作了他五大本的成名著作《秩序與歷史》！
沃格林由失序的視野出發，觀察近代以來西方世界的問題，源於人類對於自己生存的極端世俗化，在啟蒙運動期間，這種極端世俗化最終橫掃知識世界，而其標誌就是「上帝之斬首」，拒絕把超越的終極實在作為歷史中的秩序之源和存在根基。
信仰原本具有的超越性被取消，反而以內在論的政治宗教形式被解放到世界，政治領袖開始宣布自身是人類的代表，有朽的諸神，在他們身上，真正的和完全的人得以實現，並通過他們，跟隨者可以實現他們自身的人性。這就是沃格林在濃厚的基督教思想影響下，所詮釋的「靈知主義」。
靈知主義（Gnosticism）又稱諾斯底主義，其淵源於西方古典時代或更早，曾被早期基督教會視為異端思想的一種。諾斯底派相信啟蒙（enlightenment）是救贖主的工作，只有那些透過「靈知」（Gnosis）的啟蒙得知pneuma的存在並擁有pneuma的人，才獲救贖。
諾斯底派與基督教的見解有基本並嚴重的分歧。前者接受循環的時間觀，任何歷史和物質世界都是沒有意義，人纇只有逃脫歷史才可認識神，救贖就是上達靈界。他們主張得到「靈知」救贖的部分群體（暗示不是每人都可獲得靈知），他們不用受到肉體的禁制，縱慾放任地生活才是「真自由」的表達方式。
而經過沃格林所詮釋的靈知主義的內容為：
人類把存在的意義內在化於人自身的一種嘗試，亦即將神聖實質的內容內置於人自身當中。其核心是對社會的再神聖化，並將基督宗教的末世論救贖，內在化成為一種激進的政治或社會運動。具體而言，就像是科學的實證主義者，以孔德的時代取代了基督的時代，科學工具也成為了靈知主義者的符號載體。科學萬能主義在此被沃格林詮釋為一種西方社會歷史發展至今，最強大的靈知主義運動之一。
也是沃格林觀察他所處的時代的意識秩序失序的根源。
此外，沃格林認為，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都有它們的「宗教性」根源。隨著自然科學十九、二十世紀成為探索知識的唯一檢驗模式，科學的洞見主張取代了古老的啟示真理和神秘真理的合法性。如此一來，本來神聖權威的來源由上帝的天城化做了人類的地上之城，基督宗教的末世論思想產生了質變，超越性的根源沒了，人類將透過科學技術控制自然的權力，轉變成了信仰上自我拯救的權力。
沃格林認為「共產主義」是一種宗教運動，「極權主義」也可當作一種新的「神話」，或宗教相關的廣泛研究。在沃格林看來，這些自稱「進步主義者」，其實根本處於倒退的非理性主義者的立場。因此沃格林詮釋現代性的本質，是靈知主義（Gnosticism）的生長，根本不是他們自以為的理性與科學。
沃格林認為，當這一群靈知主義行動者，取代過往的宗教，並且同時取得了對人類存在上的代表權的壟斷時，極權主義就會出現。勝利的靈知主義者建立的是一個全能的國家，這個國家殘酷無情地消滅一切反抗的火種。
也就是說靈知主義把本來哲人對存在的超越之秩序的體驗所帶來緊張性取消了，代之以科學主義和國家機器（或者「黨」）對真理已經在我手的確定感，因此完全缺乏寬容，打壓異己時毫不手軟。 這就是他一生對共產黨與集權國家都從未停止批判的原因。
沃格林生前最後的時光直接預言了蘇聯共產政權的滅亡。近年來沃格林的著作大量地被大陸學者翻譯成中文，在華人學界開始重新得到了一些關注，也許也預示了沃格林思想未來在華人世界（共產中國？）會帶來更大的啟發。
